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温哥华华裔谢先生娶了华裔富二代吕女士后，入住了现成的房子。后来两人离婚，谢先生得到了近200万的房产。
谢先生对卑诗省法院的离婚裁决不满，2015年8月14日去卑诗省上诉法院上诉。上诉法院2017年1月31的裁决显示，谢先生获胜，不但赢得应有的房产权（2014年市直180万），还将减少配偶支持费，诉讼开支也由对方支付。
结婚即有房 生活无忧
根据卑诗省上诉法院的文件，谢先生是一名注册会计师，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温哥华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年薪6万多加元。1996年6月，他和吕女士结婚。吕女士在一家银行当客户经理，年薪约5万元。
谢先生和吕女士结婚后即入住温哥华Hornby街的一套公寓，这公寓是吕女士的父亲购买的。吕父1993年在同一栋公寓楼购买了5套单元，其中一套用吕女士的名字登记，就是他们结婚后入住的那套单元。
吕父在女儿结婚前偿还了这单元的所有欠款，吕女士名下的这套物业完全是属于自己的。这对夫妻在这套单元居住到2002年，那时他们的女儿出生，他们就搬到岳父母家住了。
2002年9月，吕女士的叔叔出资约180万加元，在温哥华丘吉尔街（Churchill Street）购买了一栋豪宅，用了吕女士的名字做业主登记。2004年，这对夫妻和女儿一起入住了这豪宅，直到谢先生在2010年离开。
在这整个婚姻过程中，吕家为这对夫妇提供了大量财政帮助，包括他们大部分的资本开支，除了帮买房子外，还给了他们一辆车，支付他们女儿上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除此之外，吕父在2007年给了女儿110万加元，作为他孙女将来的教育基金。
这对夫妻的财务是分开管理的，各自保存自己的收入，共同支付家庭开支。不过，因为吕女士家族的资助，他们自己没有多少费用负担，他们大部分的共同开支是膳食和娱乐。
吕女士拥有商业学士学位，在银行业工作了几年。因为客户难找，生意不好，加上她家族的财富和慷慨资助，她经丈夫同意后，1998年辞去银行的工作，在家当全职家庭主妇。
老父担心先安排 前女婿仍享50%房产
2008年，谢先生成为毕马威的合伙人之一，为公司处理税务会计业务。当年两夫妻开始分居，但还住在同一栋房子内。2010年7月1日，这对夫妻正式分开，母亲与女儿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丈夫搬出去。谢先生当时年薪已升至40万元，他搬去自己买的一套公寓单元居住。
2011年6月30日，这对夫妻按家庭关系法做了一个声明，表示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获得和解。2015年1月23日，法官裁决他们正式离婚，夫妻的年龄已经分别是48岁及46岁。这时谢先生的年收入已经达到59至64万加元。从分居到离婚裁决之间，谢先生支付了部分孩子抚养费，但没有给妻子提供配偶支持费。
离婚后，这家庭的财产成了关注点。他们结婚时入住的、在Hornby街的那套公寓，2014年的市价已达965,000加元；丘吉尔街上的那栋豪宅，2014年市价高达440万元。
吕父在女儿结婚前已做出部署。1996年6月25日，在吕女士结婚前5天，吕父要求女儿签署了一份63.5万加元的抵押协议，就是Hornby街的那套公寓是抵押给吕父的。同时，吕女士还签署了一份盖章的确认书，表示她从父亲那得到的钱是贷款。
不过，吕女士在法庭作证时称，实际上，她父亲在1993年至1996年5月间没有贷款给她，他父亲也没有因为上面签的那个抵押协议给过她任何钱。她签那份协议，是因为父亲要求她这样做。她不住在那套公寓时，公寓的租金收入也是归她所有。
吕女士没解释她父亲为何要让她签那份抵押协议，但按她兄弟的说法，吕父当时是因为女儿马上要结婚，手上却拿着没有债务的房产而感到“不舒服”。
上诉庭法官认为，这个抵押协议并非为了保证债务得到偿还，住在那单元里的是吕女士，那物业后来出租的收入也是给了吕女士，而不是给她父亲。卑诗省法院的判断误认为这抵押意味着有债务要偿还，但事实说明，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抵押。
另外，虽然卑诗省法院的裁决书没明确表明，吕父打算将Hornby街物业的权益无偿转让给女儿，但吕女士确实将之称为“礼物”，而礼物变成有抵押条件的礼物是个法律上的错误。于是，上诉庭法官认为，吕女士需要给谢先生补偿Hornby街物业50%的权益。
法庭的原则是，离婚后，家庭债务和资产双方平等分配。但丘吉尔街的房产，吕女士应得70%，因为2002年购买时她叔叔给了180万，空置了2年后才成为这家庭的财产，而且他们2008年分居，2010年谢先生搬出去了。
吕女士要求117万元生活费
按卑诗省法院的裁决，谢先生应该一次性支付给吕女士1,175,787加元配偶支持费。按规定，这笔费用考虑了配偶的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经历、工作可能性及前景等。
上诉庭法官认为，之前的计算有误，是根据谢先生当前的年收入（64.7万）及吕女士的（3.6万）计算。正确的方法是，可追溯的部分要按谢先生过去具体每年的收入计算。法官的决定是，2010年7月1日至2014年的配偶支持费，按谢先生每年的实际收入重新计算。
这对离婚夫妻的女儿在他们离婚诉讼时12岁。她2002年出生以来，主要由吕女士照顾，也有保姆在家帮忙。卑诗省法院认为，谢先生应支付部分保姆开支。
不过，上诉庭法官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吕女士因为“就业、生病、残疾、受教育或就业培训”等原因，需要花钱请保姆。法官的结论是，尽管谢先生收入高，他们分开前吕女士有保姆帮助，法院将保姆费作为他们该分担的费用是错的。
上诉庭称，因为谢先生在上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不需要支付相关的诉讼开支。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谢先生对卑诗省法院的离婚裁决不满，2015年8月14日去卑诗省上诉法院上诉。上诉法院2017年1月31的裁决显示，谢先生获胜，不但赢得应有的房产权（2014年市直180万），还将减少配偶支持费，诉讼开支也由对方支付。
结婚即有房 生活无忧
根据卑诗省上诉法院的文件，谢先生是一名注册会计师，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温哥华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年薪6万多加元。1996年6月，他和吕女士结婚。吕女士在一家银行当客户经理，年薪约5万元。
谢先生和吕女士结婚后即入住温哥华Hornby街的一套公寓，这公寓是吕女士的父亲购买的。吕父1993年在同一栋公寓楼购买了5套单元，其中一套用吕女士的名字登记，就是他们结婚后入住的那套单元。
吕父在女儿结婚前偿还了这单元的所有欠款，吕女士名下的这套物业完全是属于自己的。这对夫妻在这套单元居住到2002年，那时他们的女儿出生，他们就搬到岳父母家住了。
2002年9月，吕女士的叔叔出资约180万加元，在温哥华丘吉尔街（Churchill Street）购买了一栋豪宅，用了吕女士的名字做业主登记。2004年，这对夫妻和女儿一起入住了这豪宅，直到谢先生在2010年离开。
在这整个婚姻过程中，吕家为这对夫妇提供了大量财政帮助，包括他们大部分的资本开支，除了帮买房子外，还给了他们一辆车，支付他们女儿上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除此之外，吕父在2007年给了女儿110万加元，作为他孙女将来的教育基金。
这对夫妻的财务是分开管理的，各自保存自己的收入，共同支付家庭开支。不过，因为吕女士家族的资助，他们自己没有多少费用负担，他们大部分的共同开支是膳食和娱乐。
吕女士拥有商业学士学位，在银行业工作了几年。因为客户难找，生意不好，加上她家族的财富和慷慨资助，她经丈夫同意后，1998年辞去银行的工作，在家当全职家庭主妇。
老父担心先安排 前女婿仍享50%房产
2008年，谢先生成为毕马威的合伙人之一，为公司处理税务会计业务。当年两夫妻开始分居，但还住在同一栋房子内。2010年7月1日，这对夫妻正式分开，母亲与女儿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丈夫搬出去。谢先生当时年薪已升至40万元，他搬去自己买的一套公寓单元居住。
2011年6月30日，这对夫妻按家庭关系法做了一个声明，表示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获得和解。2015年1月23日，法官裁决他们正式离婚，夫妻的年龄已经分别是48岁及46岁。这时谢先生的年收入已经达到59至64万加元。从分居到离婚裁决之间，谢先生支付了部分孩子抚养费，但没有给妻子提供配偶支持费。
离婚后，这家庭的财产成了关注点。他们结婚时入住的、在Hornby街的那套公寓，2014年的市价已达965,000加元；丘吉尔街上的那栋豪宅，2014年市价高达440万元。
吕父在女儿结婚前已做出部署。1996年6月25日，在吕女士结婚前5天，吕父要求女儿签署了一份63.5万加元的抵押协议，就是Hornby街的那套公寓是抵押给吕父的。同时，吕女士还签署了一份盖章的确认书，表示她从父亲那得到的钱是贷款。
不过，吕女士在法庭作证时称，实际上，她父亲在1993年至1996年5月间没有贷款给她，他父亲也没有因为上面签的那个抵押协议给过她任何钱。她签那份协议，是因为父亲要求她这样做。她不住在那套公寓时，公寓的租金收入也是归她所有。
吕女士没解释她父亲为何要让她签那份抵押协议，但按她兄弟的说法，吕父当时是因为女儿马上要结婚，手上却拿着没有债务的房产而感到“不舒服”。
上诉庭法官认为，这个抵押协议并非为了保证债务得到偿还，住在那单元里的是吕女士，那物业后来出租的收入也是给了吕女士，而不是给她父亲。卑诗省法院的判断误认为这抵押意味着有债务要偿还，但事实说明，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抵押。
另外，虽然卑诗省法院的裁决书没明确表明，吕父打算将Hornby街物业的权益无偿转让给女儿，但吕女士确实将之称为“礼物”，而礼物变成有抵押条件的礼物是个法律上的错误。于是，上诉庭法官认为，吕女士需要给谢先生补偿Hornby街物业50%的权益。
法庭的原则是，离婚后，家庭债务和资产双方平等分配。但丘吉尔街的房产，吕女士应得70%，因为2002年购买时她叔叔给了180万，空置了2年后才成为这家庭的财产，而且他们2008年分居，2010年谢先生搬出去了。
吕女士要求117万元生活费
按卑诗省法院的裁决，谢先生应该一次性支付给吕女士1,175,787加元配偶支持费。按规定，这笔费用考虑了配偶的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经历、工作可能性及前景等。
上诉庭法官认为，之前的计算有误，是根据谢先生当前的年收入（64.7万）及吕女士的（3.6万）计算。正确的方法是，可追溯的部分要按谢先生过去具体每年的收入计算。法官的决定是，2010年7月1日至2014年的配偶支持费，按谢先生每年的实际收入重新计算。
这对离婚夫妻的女儿在他们离婚诉讼时12岁。她2002年出生以来，主要由吕女士照顾，也有保姆在家帮忙。卑诗省法院认为，谢先生应支付部分保姆开支。
不过，上诉庭法官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吕女士因为“就业、生病、残疾、受教育或就业培训”等原因，需要花钱请保姆。法官的结论是，尽管谢先生收入高，他们分开前吕女士有保姆帮助，法院将保姆费作为他们该分担的费用是错的。
上诉庭称，因为谢先生在上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不需要支付相关的诉讼开支。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