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今年一月份我随公司搬来这个新城市，由于刚来，还来不及装私人电话。也没有把公司的电话号码告诉家人。大年三十我在公司给家中打贺年的电话时，还听到八十二岁的父亲的说话声和笑声，我想他老人家身体还可以，心中甚感安慰。却不料到我二月二十号再给家中打电话时，家人告诉我，我的父亲已在初八那天走了。由于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无法通知我。丧事已办完，办得很体面，等等。我放下电话，不禁泪流满面。
父亲他老人家一辈子太苦了。1946年，风华正茂的他与母亲一道大学毕业后，在国民政府工作，还过了三年好日子。从51年起他就不断遭殃，先是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一年，出来后到外地一民办中学教书。在那极左极左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家都是知道的，57年反右，他老老实实什么也不敢说，但仍不被放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扣下来，再判劳改五年，母亲迫于形势，与他离婚，带着七岁的我独过。从此我与父亲音讯隔绝二十二年。他老人家一个人孤苦伶仃，身体又不好，二十二年来吃了无数的苦。好几次濒临死亡的边缘。他五年劳改完毕后，留在农场就业当农工，文化大革命一来，农场解散，他被遣送回原藉乡下劳动，可那是什么原藉啊，祖父早就离开了那个乡里，那里他连一个近亲都没有，他有胃出血的毛病，身体很弱，一次大出血，吐了半脸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一个人照料他，他就靠七婶上次从外地来看他时送他的一包葡萄糖活命，饿了时就抓一把往口里塞。乡里干部看他不行了，通知外地的七叔七婶说，你哥哥不行了，你们来看看吧。七婶（医务工作者，又是父亲的表妹）连忙赶过来，到了一看，一床一地的血，大便小便都在床上，臭气醺人，父亲胡子拉楂，一脸一身的白葡萄糖末，七婶看着心酸，帮他清理清理，出钱请人抬他到一百多里外的他们家去，走到半路上，七婶发现父亲不行了，赶快抬到就近的医院，一量血色素只有三克，赶快从自己身上抽了二百CC血输给他，才救了父亲一命，后抬回七叔家养病才慢慢好起来。可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谁家也不能久留一个不清白的人，父亲稍好一点，只能离开七叔家，到别的叔叔姑姑家轮流蹭日子，可都只能住短短一段时间，甚至为怕居委会查问，白天不敢呆在家中，只能拖着病体，勉强出门，到火车站等地方挨一天，晚上再溜回家中。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到底他犯了什么罪，要遭此惩罚？！没人给个说法，那是说你有罪你就有罪的年代，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就这样父亲他老人家一直在乡下熬过了漫长的孤独的二十二年，直到79年才返回城市，82年才获得平反，并恢复到原政府机关工作。在这里我是要感谢邓小平的，不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政策，我父亲永远也翻不了身，我也永远进不了大学门。
虽然我在80年就把父亲接回了家中，可他与母亲的关系却是修复不好了，母亲不知是怨恨他给家中带来这么多的灾难还是什么，一直与他关系不好，我很同情父亲，却拿父母关系无可如何，只好由他们分开各住。母亲跟我们住，父亲另住，仍然是孤独。我只能有时去看看他。直到94年，晚年的父亲才住回来了，但与母亲的关系仍只是维持在互相客气的水平，没有亲密。我为他感到难过，但仍是没有办法。晚年的父亲享受离休待遇，不缺钱，医药费全报，但他没有幸福。他的胃开刀切除后，他说吃什么东西都没味，只是为了活命不得不吃。晚年他的耳聋，唯一的儿子远在国外，唯一的孙女也在遥远的外地工作，他们打回的电话他听不见，他与母亲过的是没有感情的生活，却又因身体太差，不得不仰赖她照顾。粗心的我还以为我打回去的电话母亲会向他传达，却不知母亲跟本不跟他提起，以至他以为我对他也是绝情。
虽然在他最后的半年中我发现了问题，赶快经常写信回去向他汇报，但为时已晚，隔阂已在，他可能在遗恨中撒手人寰，如今每念及此，都令我这做儿子的好不伤心。幸好还有孙女讨他欢喜，让我稍为释怀。
如今父亲与我们已天人永隔，我有真情可向谁说。我永远记得他带小时的我出去玩的情景，也永远记得他七十岁时，颤颤巍巍拄着拐杖到医院给病中的我送饭的情景，如今我真后悔我的粗心，后悔孝敬他老人家太少，但一切已是太迟，无法补救，再见他老人家只能在天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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