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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精英留在大陆后的悲惨结局

民国精英留在大陆后的悲惨结局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十几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五千余人,到1956年底有二千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让我们摘录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部分内容,就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刘少奇,1940。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新华日报》1944年社论。

“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新华社1944年2月2日文章。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社论。

“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他们说这一套(指民主)都是外国人的东西,不适用于中国……顽固派还在用80年前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刊登毛泽东答记者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

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罗斯福总统说过:‘吾人历史上无时不表现美国人民准备作自由人民,且为此权利而奋斗’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

自由的良心而生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陈寅恪,一代大师,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四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吴宓,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王荣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丰子恺,漫画大师,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电脑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电脑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电脑专业,是中国电脑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胶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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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精英留在大陆后的悲惨结局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十几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五千余人,到1956年底有二千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让我们摘录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部分内容,就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刘少奇,1940。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新华日报》1944年社论。

    “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新华社1944年2月2日文章。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社论。

    “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他们说这一套(指民主)都是外国人的东西,不适用于中国……顽固派还在用80年前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刊登毛泽东答记者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

    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罗斯福总统说过:‘吾人历史上无时不表现美国人民准备作自由人民,且为此权利而奋斗’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

    自由的良心而生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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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陈寅恪,一代大师,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四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吴宓,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王荣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丰子恺,漫画大师,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电脑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电脑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电脑专业,是中国电脑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胶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 在动荡年代,啥事都不新鲜。加拿大也有一段段黑暗历史,灭绝人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以及人头税,但你能否认现在民主加拿大吗?否则我们来这里干啥?继续缴人头税? +1
      • 仿佛共产党干过的那么多烂事都是天灾似的。。跟你这样的没什么说的,请不要回我的贴了 +8
        • 我说得不是事实吗?历史发展不就是这样嘛,加拿大政府也道歉了,教会也被黑锅了。如果ZG现在还在做这样灭绝人性的事情,不用你在这里天天叫,TG自己也不得人心自取灭亡的 +2
          • 仿佛现在中共不再做灭绝人性的事??还是请移步一旁凉快去吧 +6
            • 不得人心的政府早晚会自取灭亡的,往前看,往后看,这不就是你想说的嘛
              • 你想多了,你党有枪杆子,会活得好好的,你的人心又顶个鸟 +6
                • 如果枪杆子能解决问题,国军何故现居于一隅呢?显然你说的不成立,再好好想想啥是主因吧。我没说民心,民心只是洗脑用的,再想想吧 +3
                  • 国军就是打仗不行啊,枪杆子不硬
                    • 洋枪洋炮+科班出身军事将领,都打不过泥腿子? +1
                      • 是啊,兵员素质差,就是打不过
                      • 很简单,太教条太理论,完全不了解草根的想法,民国好多部长都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毕业的高材生,实际水平比不上一个图书管理员一帮泥腿子跟班的,还有几个喝过洋墨水但没拿到文凭的小留
                        • 只怪生不逢时,史有千古一帝,现有教员横空出世
                          • 教员足以横扫一群留洋博士,方鸿渐可以幸免
      • 把历史简单化而已. +1
        • 选择性失忆
          • 不一样吧,有的人犯罪判10年,有的人判枪毙,情节轻重是个考量,不能说犯罪了就都一样
            • 都是杀人,为啥有人判10年,有人枪毙?
              • 我只是用犯罪情节轻重做类比,没说都是杀人
          • 嗯, 差不多, 多多少少都不希望走出舒适圈
    • 肉联时兴自扇耳光。既然这些学贯中西,满腹经纶,不靠着中共穿衣吃饭的精英都被共党洗脑,而在国共之间选择了中共,那么仰仗着中共平分天下良田的农民兄弟在49年的时候选择中共不是同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
      • 裹挟了,裹挟了,通通被裹挟了。
      • 这种段子司马南比你讲的棒多了,人家还没有口音。我很早就订阅他,讲的很入神 +4
        • 主贴内容给大家的教训就是。。“珍惜生命,远离中共!”。。博士身体力行,从下乡知青抓住机会跑路出来,又跑路到国外,不仅没有什么共鸣,反而要在字面上纠结这些过于相信共产党的倒霉蛋们的选择是不是民意,真搞,博士都叫PHD吧 +5
          • 人要有历史感。放到今天,能够远离专制集权,当然应该是不惜代价一走了事。但是在49年,就和37年大批热血青年奔向延安一样,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和社会。和股市不能以马后炮为骄傲一样,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的人,除了他们的”天真“之外,还应该
            看到他们的执着和热情。
            • 他们自己都讨论不出一个结果, 常常是一个说东, 一个说西, 最多也就是自圆其说, 自得其乐, 其实就是自说自话而已. BTW, 骂共产党, 至少我骂的比他们更准确.
              • 很多问题脱离开历史感去看,就毫无意义。
                • 他们的看法就是别人告诉他们的, 没有经过碰撞. 总是自以为得计的那种心态. 别人都是被洗脑, 脑残, 当然, 这些都是好的, 还有更多的就是不入流的, 不说也罢. +1
      • “如果说骗子得手是得了受害者的民心,那么共产党得手是得了中国人的民心,这个说法也没错!” #15576331@0 +4
      • 一时选择,被逼成一世选择,这样的顺理成章也太过牵强了,你自己都做出了新的选择,却还是用七十年前的选择,来说明选择不应该改变,你这也算是自扇了 +4
        • 有百分之八十是被迫的
        • 选择是你来做还是他们来做?你可以选择你的,别人也可以选择别人的。六四之后我选择出走,大多数同学选择留在中国。我觉得他们过去三十年的人生不比我差。你觉得我比他们做得对?笑话 +2
          • 这里谈的民主,谈的是否有权力选择,你却转移话题谈人生质量,你觉得他们不比你差,可给你一个重来机会,你可能还是不会走他们走的路,这是对错么? +1
            • 人民可以选择出走,也可以选择革命。 六四之后,人民选择了全民赚钱而不问政治,错了吗? +2
              • 选择是每个人自己做出的。六四之后,人民有权选择过问政治么 +2
                • 你看看民主国家的总理是怎么说话的。 +3
                  China hit back, saying Biden's remarks were absurd and a provocation.
                  • 你们很享受用老外的情况来解释中国不应该改变么? +2
    • 关键时刻,智商不是关键,眼光才是。这次打针运动同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