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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王洪文生活不仅奢侈 还纵容狼狗行凶

来源:徐景贤

旷古奇闻:王洪文生活不仅奢侈 还纵容狼狗行凶

  注: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1976年被判决为“四人帮”集团成员,被逮捕关押于上海市监狱。出狱后写了文革(专题)回忆录《十年一梦》,披露旷古奇闻:王洪文得势时,他的狗享受上海市委特供待遇,王洪文一被捕,其狗马上任人宰割。

  徐景贤: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

  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而能说出一两句,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一九三五年出生,比我小两岁,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

  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东北人称苏联人为“老毛子”,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我们只能在旁边看,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专题)去抗美援朝,先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线去送信,炮火运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赶路。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部队里什么也得不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准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把帽子扔来扔去。

  

  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员。他在部队里入党,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要在各个纺车上加油。

  

  文革初期,王洪文在上海国棉17厂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当时一个青工住在厂里,星期天就那么无聊地过。

  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用钱很厉害,没积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对象很困难。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

  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

  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进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

  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间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轿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

  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热衷于外出打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马且饮洗尘酒。

  商宾良朋欢腾座,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

  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电视剧),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意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南京军区某领导送狗 讨好王洪文

  文革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女)都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们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简称“康办”)。1973年,王洪文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一起

  1970年以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家属住在上海康平路大院里。上海市的工作一度交给王洪文主持,他便从公寓楼搬进了南面的花园洋房里,占用了两套住宅,住宅的前面,是一片较大的花园;住宅的后面,有一条可以贯通全院的柏油小路,越过小路,横穿草地,就可以到达姚文元家属以及徐景贤家和王秀珍所住的公寓;而王洪文的左邻右舍,则是张春桥和马天水等人的家。

  就在王洪文搬进花园洋房以后不久,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送给他一条纯种的德国狼狗。王洪文很疼爱它,一有空就把它抱在怀里,给它取名叫“马林”。王洪文有两个儿子,当时正在念小学,王秀珍给他个起了两个外号──“大呆瓜”和“小呆瓜”。毎天一放学。两个“呆瓜”就牵着小狼狗马林满院子奔跑。

  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这条狼狗迅速地长大起来,昂起了头,足足有半人高,它长得越来越像一条狼,呲牙咧嘴,伸着血红的舌头,阴森可怕。 狼狗马林长得快,食量也大了,一天得吃好几斤牛肉。王洪文每月68元的工资,怎么养得起?那就找个借口:狼狗既然是保卫王洪文的,它的供给关系就隶属于市委警卫处。警卫处的头头为了巴结讨好王洪文,每天就由穿军装的警卫员送牛肉等去王洪文家给“马林”吃。

  狼狗“马林”大闹“康办”

  “马林”这条狼狗对于王洪文一家人,摇尾乞怜、俯首贴耳。可见了别的人,它却凶相毕露,它总要冲上去威吓一番。王洪文的住宅后面,是市委机关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工作室,这里进进出出的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少,他们经常受到狼狗马林的威胁,大家的心里很恼火,可是谁都敢怒而不敢言。

  每天上班、上学去的时候,或是下班,放学回家的路上,大院中的孩子们往往就和狼狗马林“遭遇”上了。那条狼狗看见女孩子们好欺负,老远的就狂叫着扑过来,直吓得女孩子们尖声嚎叫,四散奔逃;姚文元的女儿和徐景贤的女儿几次被狼狗马林吓得哭了起来。

  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们对王洪文家养一条恶犬都有意见。康平路办公室也好,市委警卫处也好,多次听到工作人员及家属们对养狗的反映,但是因为王洪文不松口,那条狼狗就照样在大院里四处横行。

  直到有一天,差一点出事,才开始研究对狼狗马林的处理问题。那一天早晨,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拎了包准备去上班,刚步下楼梯,走出大门,狼狗马林就突然从远处恶狠狠朝她猛扑过来。金英猝不及防,她本来就有心脏病,经这样一吓,差一点昏过去……

  凶恶的马林这一次终于激起了众怒,而且惊吓的是姚文元的妻子,真要吓坏了谁来担当这个责任?院子里的各家各户都强烈要求市委警卫处赶快把狼狗送走,正好在这节骨眼上,王洪文要去北京,狗的主人走了,狗的靠山没了,它就不能再肆意逞凶了。

  于是,大家开始出主意,给马林安排一条出路:有人主张把狼狗送回部队去,有人建议将它送给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作动物试验,也有人在背后发牢騒,说不如把狼狗宰了倒可以享用一顿喷香肥美的狗肉。

  市委书记向狗表示效忠

  正当恶狗面临厄运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出来发布“指示”,让把马林“送给上海西郊公园,好好养起来供人参观”,警卫处头头立即行动,派了专门的警卫员开了专车把马林送到了西郊公园,毎天供应几斤新鲜牛肉,还筑了像模像样的狗窝,让狼狗在那里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几个月以后,王秀珍忽然提出:送到西郊公园去的狼狗马林,不知道养得怎么样了,她要亲自去看看,也好向王洪文有个交代。 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王秀珍穿上她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时做的一身毛料衣服,带上王洪文的几“小兄弟”,由警卫处头头陪同,开了几辆轿车直驰西郊公园而去……

  一场“探望”狼狗的活剧演完以后,王秀珍从西郊公园回来,用她那高八度的尖嗓子直嚷嚷:“徐景贤们到西郊公园去看过马林了,那狗长得又肥又大,真神气。它还认识徐景贤,可讨人喜欢啦!” 远在北京的王洪文,通过红色保密电话得知了这样的“喜讯”,高兴地笑了。

  王洪文被捕 “马林”任人宰割

  “打狗要看主人面”,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敬狗为了孝主人”。

  

  狼狗马林在西郊公园一住几年,谁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直到“四人帮”覆灭以后,动物园的饲养工人们怒不可遏,立即动手把它宰了,大啖了一顿狗肉,才算解了心头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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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徐景贤

    旷古奇闻:王洪文生活不仅奢侈 还纵容狼狗行凶

      注: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1976年被判决为“四人帮”集团成员,被逮捕关押于上海市监狱。出狱后写了文革(专题)回忆录《十年一梦》,披露旷古奇闻:王洪文得势时,他的狗享受上海市委特供待遇,王洪文一被捕,其狗马上任人宰割。

      徐景贤: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

      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而能说出一两句,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一九三五年出生,比我小两岁,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

      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东北人称苏联人为“老毛子”,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我们只能在旁边看,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专题)去抗美援朝,先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线去送信,炮火运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赶路。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部队里什么也得不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准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把帽子扔来扔去。

      

      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员。他在部队里入党,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要在各个纺车上加油。

      

      文革初期,王洪文在上海国棉17厂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当时一个青工住在厂里,星期天就那么无聊地过。

      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用钱很厉害,没积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对象很困难。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

      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

      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进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

      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间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轿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

      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热衷于外出打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马且饮洗尘酒。

      商宾良朋欢腾座,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

      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电视剧),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意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南京军区某领导送狗 讨好王洪文

      文革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女)都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们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简称“康办”)。1973年,王洪文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一起

      1970年以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家属住在上海康平路大院里。上海市的工作一度交给王洪文主持,他便从公寓楼搬进了南面的花园洋房里,占用了两套住宅,住宅的前面,是一片较大的花园;住宅的后面,有一条可以贯通全院的柏油小路,越过小路,横穿草地,就可以到达姚文元家属以及徐景贤家和王秀珍所住的公寓;而王洪文的左邻右舍,则是张春桥和马天水等人的家。

      就在王洪文搬进花园洋房以后不久,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送给他一条纯种的德国狼狗。王洪文很疼爱它,一有空就把它抱在怀里,给它取名叫“马林”。王洪文有两个儿子,当时正在念小学,王秀珍给他个起了两个外号──“大呆瓜”和“小呆瓜”。毎天一放学。两个“呆瓜”就牵着小狼狗马林满院子奔跑。

      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这条狼狗迅速地长大起来,昂起了头,足足有半人高,它长得越来越像一条狼,呲牙咧嘴,伸着血红的舌头,阴森可怕。 狼狗马林长得快,食量也大了,一天得吃好几斤牛肉。王洪文每月68元的工资,怎么养得起?那就找个借口:狼狗既然是保卫王洪文的,它的供给关系就隶属于市委警卫处。警卫处的头头为了巴结讨好王洪文,每天就由穿军装的警卫员送牛肉等去王洪文家给“马林”吃。

      狼狗“马林”大闹“康办”

      “马林”这条狼狗对于王洪文一家人,摇尾乞怜、俯首贴耳。可见了别的人,它却凶相毕露,它总要冲上去威吓一番。王洪文的住宅后面,是市委机关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工作室,这里进进出出的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少,他们经常受到狼狗马林的威胁,大家的心里很恼火,可是谁都敢怒而不敢言。

      每天上班、上学去的时候,或是下班,放学回家的路上,大院中的孩子们往往就和狼狗马林“遭遇”上了。那条狼狗看见女孩子们好欺负,老远的就狂叫着扑过来,直吓得女孩子们尖声嚎叫,四散奔逃;姚文元的女儿和徐景贤的女儿几次被狼狗马林吓得哭了起来。

      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们对王洪文家养一条恶犬都有意见。康平路办公室也好,市委警卫处也好,多次听到工作人员及家属们对养狗的反映,但是因为王洪文不松口,那条狼狗就照样在大院里四处横行。

      直到有一天,差一点出事,才开始研究对狼狗马林的处理问题。那一天早晨,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拎了包准备去上班,刚步下楼梯,走出大门,狼狗马林就突然从远处恶狠狠朝她猛扑过来。金英猝不及防,她本来就有心脏病,经这样一吓,差一点昏过去……

      凶恶的马林这一次终于激起了众怒,而且惊吓的是姚文元的妻子,真要吓坏了谁来担当这个责任?院子里的各家各户都强烈要求市委警卫处赶快把狼狗送走,正好在这节骨眼上,王洪文要去北京,狗的主人走了,狗的靠山没了,它就不能再肆意逞凶了。

      于是,大家开始出主意,给马林安排一条出路:有人主张把狼狗送回部队去,有人建议将它送给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作动物试验,也有人在背后发牢騒,说不如把狼狗宰了倒可以享用一顿喷香肥美的狗肉。

      市委书记向狗表示效忠

      正当恶狗面临厄运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出来发布“指示”,让把马林“送给上海西郊公园,好好养起来供人参观”,警卫处头头立即行动,派了专门的警卫员开了专车把马林送到了西郊公园,毎天供应几斤新鲜牛肉,还筑了像模像样的狗窝,让狼狗在那里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几个月以后,王秀珍忽然提出:送到西郊公园去的狼狗马林,不知道养得怎么样了,她要亲自去看看,也好向王洪文有个交代。 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王秀珍穿上她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时做的一身毛料衣服,带上王洪文的几“小兄弟”,由警卫处头头陪同,开了几辆轿车直驰西郊公园而去……

      一场“探望”狼狗的活剧演完以后,王秀珍从西郊公园回来,用她那高八度的尖嗓子直嚷嚷:“徐景贤们到西郊公园去看过马林了,那狗长得又肥又大,真神气。它还认识徐景贤,可讨人喜欢啦!” 远在北京的王洪文,通过红色保密电话得知了这样的“喜讯”,高兴地笑了。

      王洪文被捕 “马林”任人宰割

      “打狗要看主人面”,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敬狗为了孝主人”。

      

      狼狗马林在西郊公园一住几年,谁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直到“四人帮”覆灭以后,动物园的饲养工人们怒不可遏,立即动手把它宰了,大啖了一顿狗肉,才算解了心头之恨。

     

    • 老中真可恶,政治失败。却把仇恨撒在狗身上。每日相处,杀了,还要吃了。身为这样民族的一员,真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