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时，农民诗人王老九分到了地主的一只樟木箱子。王老九常对着它发呆，他知道光靠力气是搬不来这只箱子的。他在一首诗中发问道：箱子箱子你又没长腿，怎么会跑到我家里？这说明王老九是个喜欢想问题的人，诗人梁小斌有一篇随笔，曾把这个细节写得独具意味。 这只樟木箱子，便是地主的浮财。相对土地、房屋这些不动产，那时把金钱、粮食、首饰、衣服、日用杂物等动产称为浮财。这个词在土改中用得多，后来似乎很少用了。土改中，“挖浮财”是一个重要内容。各地叫法不同，有叫“斗财宝”，也有叫“砍大树，挖财宝”、“起浮财，挖坏根”，都是一个意思。由于土地的产权在那段时间模糊不清，即使分到土地也要耕种后才有收获，很多贫雇农对土地的热情倒有些淡漠，反而对分了能即吃即用的浮财兴趣更大一些。 土改领导者非常清楚，分了地主的土地，是无法让地主经济立刻垮下去的。东北通肯县的一个地主，被清算了土地后就说：“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我也穷不了，把犁杖挂到房檐上，也吃他几年。”当年的东北局曾通过文件指示，地主除土地外，尚藏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布匹、衣服、粮食，这部分财物，常常比地主全部土地的价值还要大几倍，如果只分配土地，对地主的经济基础并未给予彻底的摧毁。因此要“大胆满足基本群众的要求”，挖出地主的一切财物，分给群众用之生产、买马、造房、安家立业。 把别人的财物拿回家，在大多数老实本分的农民看来，肯定是不合法的。土改被称为一场革命，就在于它不但催生了一种迥异于往日的民众情感，它还改变了人们对非法行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通过政策导入民众的。夺取别人的财物，这在过去是任何社会阶层都不能容忍的事情，现在被合法化了。它成了贫农、雇农享有的权利。拥有财物成了一种犯罪，拥有财物的人成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 当时东北松江省委的张秀山指导土改时就说：大胆放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不留丝毫余地，任何地主的哀求与叫骂，我们都毫不同情，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哀求与叫骂，是封建地主阶级向群众斗争的一种方式。整个斗争是尖锐激烈的，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个斗争是最人道的。要像园丁培育花苗一样，善于引导和培养群众情绪走向斗争。在斗争中，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拘束。有人担心，大胆放手会不会违反政策？张秀山回答道：不会的，放手是根据政策来的，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分。 山东莒南县委还规定出具体办法：“开始采取暴力形式：逮捕、监禁、戒严、扫地出门；抓住全区性或数村的封建恶霸展开斗争，清算、追究、挖掘出所有财产；打死或枪毙主要封建地主。然后逐渐走向专政状态；疏散、管制、苦役等。” 既然有了政策，各地农民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口号：“没有马，没有牛，斗出财宝就不愁。”“挖大树根，油水要光，威风要倒，天下是咱们的！”北安东县还提出“每人起码穿上棉裤棉袄”的口号，让妇女儿童们也卷入到斗争中。《东北日报》曾报道过当时的盛况：“这样排山倒海的斗争风暴持续了八九天，绝大多数的队伍日夜不停地扫，很多人七八天没有好好睡觉。经过了‘大风刮小刀刻’，反复扫荡，最少的屯子也有四次之多。封建势力，一般的说是挖的斗的都差不多了。” 山东大店的一份工作总结描述得很细：“第一天搞三户，对地下浮财挖得不彻底，组织的力量与分工没有展开。群众热情很高，一点不成器的东西都收拾着。第二天就每村大动员，全部参加，每村负责搞两户……翻箱倒柜，挖墙掘土。群众自己说：‘船破三千钉，这个八千还多，血他娘挖干的！’‘这回翻身可彻底啦！’” 这种从天而降的财富，这种在特殊时期的豁免权，很容易被农民当作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继承下来，使他们一旦陷入贫穷，就幻想着再斗争、再分配，把目光转移到新的富裕农民身上。这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认同，可以说彻底摧垮了传统乡村的社会心理基础。要在这种观念上，重新培养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财富观与价值观，倡导农民劳动致富、精耕细作，应该说是有极大难度的。 地主、富农、中农们，如何对待挖浮财呢？果然有地主说：“过去都是暗土匪，现在都是明的。”在当时原始的生产状况下，除了少数恶霸地主，可以说大多数地主都是靠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财富，他们往往把财产看作自己的命根子。他们能如何保护将被剥夺的财产呢？无非有两个办法，一是藏起来，二是尽可能地吃光用光。 《东北日报》总结过东北的地主隐藏财宝的方法，有18种之多，比如：“地主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埋起来，或放在亲戚、小户、佃户及狗腿子家里。埋的地方很多也很妙，如埋在炕洞里、烟筒、锅台、鸡窝、茅厕、猪圈、祖宗的棺材、花池、菜池、大树、小庙、围墙、墙壁、炮台内，甚至在女人的裤子里藏首饰。”比如“家人分散逃跑，减少目标”，比如“装穷装饿装老实”或“化整为零，彻底分家”等等。 许多中农“懊悔当年太会过”，说“老鼠不吃，给猫攒的”。山东莒南县一个中农听说要挨斗，“把一窝小猪、果子饼都卖了，果子种藏起来，把卖的钱给一家大小买了布做了衣服”，说：“八路军斗争，总不能扒衣服吧！”各地还出现了宰杀耕牛、大吃大喝的现象。山东莒南县邢家水磨子村抗战时有80头牛，1948年春有12头牛，1949年1月只有6头牛了。莒南县小坊前村的一个农民卖地4亩，地也不锄了，连“驮架子”也卖了，到处宣扬：“我卖光了去要饭，看谁还说我是富农。” 浮财挖来了，分配也是有戏剧性的。比如东北的游民比关内多得多，这些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到处游荡，是真正的赤贫阶层。但他们的游荡经历，使他们比普通农民更善于应付逢迎、见风使舵。土改工作队刚下乡时，不了解情况，往往挑选了这样的人做骨干，甚至成了乡、村干部。这些人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是真正的积极分子，在分浮财上自然也是贪污多占，一夜之间成了乡村的新贵。莒南县分浮财还记录了这样的原则：“积极的多分，落后的不分，谁靠前分得多，谁不靠前分得少。”村干部们往往是“和谁近即分给谁”，甚至认为“人都是俺给得罪了，应当多分点”，自己分得的浮财比别人会多出一大截。苏南高淳的汪家村分农具和家具时，被群众一抢而光，力气大的多得，力气小的少得，如中农汪继谟抢到17件，中农汪继慈抢到10件。至于各地在分浮财中，出现的贪污、偷盗、挪用、浪费情况更是不计其数。 至于那些老实巴交的贫、雇农，对这突然到来的好事倒真有些手足无措。阳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记》中就记下了这样的事：“有些贫苦的家民，却偏偏选择不好，譬如韦光英，大家帮他选了不少衣服，他却仍然不知选什么东西的好。一个奶姥上场去选衣服的时候，她看到满眼花花绿绿的东西，不知该拿什么才好；她站了好久好久，嘴唇抖着，总不敢走进场子里去；最后还是人家给她选了一件，才笑着走了。”农民诗人王老九看到农会会员抬来的樟木箱，也是想了好久想不通，他后来蹦出的诗句，也不能说他就找到了答案，他的答案是：“想想这道理，全凭毛主席。”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