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氏本人也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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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题目，读者们大概会认为，作者要么是个民科，要么是个疯子。
然而我既不是民科，也没有疯。
疯的另有其人。
在刘慈欣的《三体》第七章《疯狂年代》中有这样的情节：
虽然小说中红卫兵对叶哲泰的批斗是虚构的，但对于爱因斯坦的批判，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历史上，对于爱因斯坦的大规模批判，共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批判
德国的种族主义立场
1919年5月29日，两位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和安德鲁-克罗姆林，带领各自的科研小组，分别在西非的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索布拉尔，通过对日食的观测，共同验证了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对星光偏折效应的预言。
同年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在会议上，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戴森，以及爱丁顿和克罗姆林的研究小组，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对广义相对论的验证结果。
自此，爱因斯坦一夜破圈，从一名物理学圈子里的小众名人，成为了全球闻名的大众偶像。
然而盛极之后，是祸之所伏。
同在1919年，德国工人党成立，1920年2月24日，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提到纳粹党的成立？看到后面您就会明白。
1920年的8月和9月，两场批判相对论的公开演讲在德国相继上演，主要参与者包括德国实验物理学家格尔克与铁杆反相对论人士保罗-魏兰德，以及德国实验物理学家、19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菲利普-莱纳德。
有格尔克与莱纳德这样的著名物理学家参与，这两场批判会按理说应该学术含量很高，以至于爱因斯坦本人都抱着虚心接受意见的态度参加了。
然而种种充满种族主义色彩批判论调，让批判大会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
格尔克、魏兰德等人的发言毫无学术含量，纯属捕风捉影的人身攻击，例如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剽窃而来的，这些言论被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马克斯-普朗克评价为“难以置信的污言秽语”。
作为前诺奖得主，莱纳德的发言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同作为光电效应的研究者，他指责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阐述剽窃了他的研究——事实上，无论是提出光子假设，还是对光电效应的解释，爱因斯坦的成果绝对是前无古人的，也正是因此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奖。
对于莱纳德的批判，爱因斯坦失望地表示：
“我钦佩莱纳德是一名实验大师，但他对广义相对论的异议是如此地肤浅，以致于时至今日我还是认为没必要细致回应。”
可笑的是，这些批判者自称为“德国科学家维护科学纯洁研究组”。
对于这两场闹剧般的批判大会，除了普朗克，劳厄、能斯特、鲁本斯等科学家都纷纷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支持。
然而德国国内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并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一度导致1921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的“难产”。
自爱因斯坦于1915年发表广义相对论以来，每年都有著名科学家提名爱因斯坦获得诺奖，包括瓦尔堡、劳厄、普朗克、玻尔等人。
波尔给予广义相对论极高的评价：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物理学研究发展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
然而反对的势力同样强大，除了“德国科学家维护科学纯洁研究组”，后来还加入了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J-斯塔克这样的重磅批判者。
此外，诺奖委员会内部同样存在巨大的反对声，医学教授古尔斯特兰德说：
“绝对不能让爱因斯坦获奖，哪怕全世界支持他！”
物理学奖评委会成员哈瑟伯格说：
“将猜想（相对论）放在授奖的考虑之列，是根本不可取的。”
由于重重阻力，诺奖评委会没能坚持原则，以至于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居然奇迹般地空缺了——堪称诺奖历史上的一大污点。
对此，法国物理学家布里渊失望地表示：
“试想：如果诺贝尔获奖者的名单上没有爱因斯坦的名字，那50年以后人们的意见将会是怎样？”
在以普朗克为代表的科学家们的不断呼吁下，1922年，诺奖委员会决定，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补发的形式颁给爱因斯坦——但因为“对相对论的争议过多”，作为“折中”考虑，获奖原因为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而不是相对论。
1922年，爱因斯坦领取迟到的诺贝尔奖
于是，广义相对论，这项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最终没能获得诺贝尔奖。
这不是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遗憾，而是诺奖的遗憾。
诺奖的获得非但没有改善祖国（德国）人民对爱因斯坦的敌视，反而使他愈发艰难。
随着纳粹党的成立及迅速壮大，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也逐渐发展到极致。
爱因斯坦最大牌的两个反对者，莱纳德和斯塔克，都是狂热的纳粹支持者。
1921年7月，阿道夫·希特勒当选纳粹党主席，宣扬纳粹主义、反共主义、反犹太主义。
1924年5月，莱纳德和斯塔克合作撰写了《希特勒精神与科学》一文，他们如此歌颂希特勒及其战友：
“就像那血统更纯洁，人民更伟大，思想更聪慧的远古时代开始时，上帝所赐予的礼物……他就在这里。他已经自我表明是真诚的元首。我们应当追随他。”
在学术上，二人主张推进“雅利安物理学”，反对 “犹太物理学”：
“德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德国‘雅利安’物理学，它排除了相对论中过度数学化、抽象化的构造方式，而是采用严格的实验方法。”
在民间，让这位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科学家“滚出德国”的呼声不绝于耳，甚至有极端分子主张以暴力“惩罚”甚至杀死爱因斯坦。
在爱因斯坦所任教的柏林大学，一名学生公然宣称：“我要割断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喉咙！”
纳粹德国的反爱因斯坦漫画
值得一提的是，纳粹党人对爱因斯坦的极度反感，固然是因为爱因斯坦犹太人的身份，而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爱因斯坦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
终于，这股反对爱因斯坦的浪潮，随着1933年希特勒担任德国元首达到顶峰。
纳粹上台后，德国教育部长伯恩哈特-鲁斯特宣布：
“德国所有大学的所有犹太教授必须解职”——包括爱因斯坦。
对此，普朗克提出抗议，希特勒的回答是：
“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清除！”
1936年，怀着巨大的悲伤和彻底的失望，爱因斯坦被迫离开生活了57年的祖国，终其一生再未回归。
后来，爱因斯坦在其发表的《不回德国的声明》中说：
“我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公民自由宽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用言语和文字表达其政治信念，宽容意味着尊重他人的任何信念。国家是为人而建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
第二次批判
苏联的意识形态之争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1947年，苏联接过德国的反爱大旗，当时仅次于斯大林的苏联第二号领导人、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用这样一段话开启了对爱因斯坦的第二次大批判：
“由于不懂得辩证的认识途径，也不懂得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许多爱因斯坦的跟随者，将研究有限、有边的局部宇宙的运动定律所得到的结果，转用于无限的宇宙整体，因而已开始谈论有限的宇宙、时空的边界……”
爱因斯坦在德国被批判的原因之一，不就是同情社会主义吗？为什么社会主义苏联也要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呢？
不得不说，虽然爱因斯坦曾经同情过共产主义，却也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治及经济制度。
爱因斯坦对苏联的政治及经济制度的批评言论
此外，在《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意见》中，爱因斯坦曾批评过“二号导师”恩格斯：
“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
“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
除了对苏联和恩格斯的批评，从意识形态上，爱因斯坦与社会主义苏联也格格不入——据爱因斯坦自述，相对论深受奥地利哲学家马赫的影响，而马赫正是 “三号导师” 列宁的严厉批判对象。
在其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如此批评马赫：
于是，在日丹诺夫率先开炮后，马列主义哲学家马克西莫夫根据列宁对马赫“唯心主义”的批判，把相对论也称为“唯心主义”。
苏联哲学家卡尔波夫，则将爱因斯坦称为：“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
苏联学者瓦维洛夫、弗鲁姆金、约飞和谢苗诺夫在公开信《爱因斯坦博士的错误想法》中指责：
“爱因斯坦实际上已成为和平和国际合作最凶恶敌人的阴谋和野心的支持者。”
“爱因斯坦博士已走在一条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他在一个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世界里追逐‘世界政府’的幻景。”
总而言之，苏联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虽然以科学为名，但主要还是在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而在科学层面，大多数苏联的物理学家对爱因斯坦是支持的。
比如，一些苏联科学家从物理学层面驳斥了马克西莫夫对相对论的无知。
又如，苏联核物理专家库尔恰托夫，以原子弹、氢弹的研发工作为由，尽可能捍卫相对论及量子力学在学术上的地位。
随着“四号导师”斯大林的去世，批判的声音逐渐减弱。
1954年，苏联科学院院士索波列夫发表文章，肯定了相对论在物理学上的重要意义。
自此，苏联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批判告一段落。
第三次批判
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出于对苏联老大哥的跟随，以及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同样被批判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这一评价也被照搬过来。
随着苏联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的偃旗息鼓，国内的批判声音也逐渐微弱，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去世，国内官方媒体还曾经发表文章，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纪念。
时间来到1967年，湖南中学教师周友华到北京宣讲了一篇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借毛泽东思想批判相对论的所谓论文。
周友华的“论文”充斥着如“相对论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完全违背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物质的矛盾运动规律”之类的意识形态措辞——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不过是一篇民科妄文。
在周友华的“论文”刚被推出之际，中科院的物理学家们对其总体持否定态度，然而这篇文章却被中科院“革委会”看中。
在中科院“革委会”的推动下，1968年3月，一个名为“‘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在中科院正式成立。
“学习班”的成员包括周友华本人，以及来自中科院各研究所的十几名年轻科研人员——其中无一人的学术职称在助理研究员以上。
1968年6月，“学习班”发表了第一篇批判文章《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
《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
以下是文章部分内容：
“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科学大革命。”
“光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的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所以“光速不变原理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
“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
此外，小组作者还故意将相对论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相混淆，通过引用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对相对主义的批判，来借机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通篇文字，名为科学批判，实为一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讨伐檄文。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受到了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陈伯达的大力支持，
在陈伯达的领导下，《红旗》杂志社的编辑也参与到了“学习班”的工作中。1969年8月，“学习班”完成了一篇新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并于当年10月完成了该文的修改稿。
《相对论批判》第三次修改稿
相比之下，《相对论批判》一文的政治格调更高，措辞更为尖锐。
继北京中科院之后，上海的复旦大学也成立了 “上海理科批判组”。
相比中科院还借“学术”之名遮遮掩掩的批判，“上海理科批判组”则干脆直接对爱因斯坦进行人身攻击：他们在1970年发表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文中写道：
“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是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语气之尖锐，措辞之刻薄，让人毛骨悚然。
组织科学院和高校批判爱因斯坦还不够，陈伯达还计划召开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万人大会，甚至以“中小学生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为由，号召中小学生加入到对相对论的批判中。
文革期间批判爱因斯坦的宣传画
一时间，爱因斯坦从一位受人尊敬的伟大科学家，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对于这场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大批判，我国物理学家杨建邺如此评价：
“这次‘批判’，其水平之低下和手段之恶劣，可以说让人瞠目结舌；如果说它是一场‘批判’，倒不如说是一场想灭绝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而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只不过是实现这阴谋的一个可以利用的幌子，因为在所谓‘批判’中根本没有任何一点点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有的只是无赖和强盗似的胡搅蛮缠和血口喷人罢了。 ”
疯狂年代，恰如其名。
尾声
时间来到1978年，爱因斯坦诞辰99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该文是《爱因斯坦文集》译者许良英所撰写的序言，以表达对爱因斯坦崇高的尊敬与赞赏。
1979年3月14日，为了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北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大会，并特意为爱因斯坦发行了一张纪念邮票。
1979年版爱因斯坦纪念邮票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曾经在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运动中上蹿下跳的小丑们，早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相对论却依然屹立不倒，而爱因斯坦依然是那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
虽说科学是在持续的自我批评和否定中前行，但我们仍然希望：让科学归于科学。
这类基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丑陋批判，不应该再次发生。
科学本身并不带有政治属性。
科学不会因为姓资还是姓社而改变结果。
那些被政治所扭曲的，已不再是科学。
过一千年、一万年，科学该是怎样还是怎样，留下骂名的，是那些企图用政治扭曲科学的小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