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文章来源: 但愿是尾声 于 2001-8-30 15:12:00:


马妍是北京市五十中高三(二)班的学生，2001年6月，她父亲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招生咨询会。2001年的高考，她在第一志愿里填写了清华。7月，她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620分(理)，超过清华预测的“希望平稳区”。8月，她的希望完全破灭，尽管她只差一分便可以考上清华。

　　马妍的母亲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清华太坑人了，我们闺女让清华坑惨了！”

　　“根据孩子实际的学习成绩，我们本来是想让闺女报考中国科技大学的，这样踏踏实实、稳稳妥妥该有多好。但6月12日清华的那个招生咨询会，说参考去年、前年取个中，590分就有可能进清华，610分以上是希望平稳区。我们孩子他爸回来之后，算了孩子的成绩，一下就坚定了报考清华的志愿，谁想到清华没有兑现事先承诺，而且有误导嫌疑。

　　“现在马妍的情绪很低落，她是一个很要强、刻苦的孩子，从一上高中开始便将报考清华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她用英语将‘清华在等我’贴在了写字台上，每天都拿考清华来激励自己，从高一平常、高二中游一直拼到高三前茅，成绩稳定在学校前二三名。谁让清华现在成了一座宝塔呢，孩子觉得，能考上清华，才是理想。现在那张贴纸都贴黄了，我们还保留着，心里难受啊。”

　　马妍的父亲马龙生说：“今年考清华的落榜率远远高于往年，1200多人报名啊，才录取了300多，坑了多少学生和家长啊。光北工大接收的清华为第一志愿的600分以上的考生有200多人，唉！我打电话给清华，他们(清华)表示善意的理解，但解决办法没有，走读、花钱买分都不行。”

　　8月1日上午，数百名北京考生家长聚集在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教务处、招生办以及信访、党办等部门负责人进行对话，希望校方妥善处理高分考生"落榜"清华问题。但清华也没有办法，他们确实没想到今年的普遍考分会那么高，清华成了一种象征，全国各地的高精尖孩子们都把目标对准了清华，清华也实在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10年前，北京101中学的一个女生也没能考上清华，她最后上的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材料物理系。她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但他不可能帮助分数较低的女儿进清华。几年之后，教授在国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署名中添上了自己女儿的名字。这篇论文随即便成了女儿申请美国西北大学研究生的材料之一，清华大学的另外两名教授写了推荐信。如今，这个“清华的女儿”已经从西北大学毕业，在一家世界闻名的医药公司工作。在中国，一所好大学可能决定了一个孩子的一辈子命运，所以每年高考，都会有辛酸或幸福的故事。但今年最具爆炸力的新闻，则是上海交大的一份题为“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的特招生名单被披露。一次意外的网络事故，使上海交通大学不得不面对信誉危机。尽管人们已经熟知了不平等之事四处都是，尽管名单上的考生并非全被交大录取，所录学生也都在分数线之上，但名单却仍因那么清晰地记录了百余名考生背后的六十几位社会的“大人物”的“影响力”——上至市长、部长下至干部病房主任而触动了无数人的神经。换个角度看，人们一直隔靴搔痒的高考招生问题，也终于有了一张清晰的世绘图景。一位北大学子在《给交通大学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们每个经历过高考的人都清楚，在高考招生阶段，总有那么一些家长千方百计想通过递条子、托人情的方式，为自己的孩子保证一个好专业甚至破格录取。即使是在高考招生已经非常严格，他们的目标很难实现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努力地这么做。家长们这么做无可厚非，人是自私的，总想弄点什么特权，对自己的孩子有些好处。但是学校居然能够这么坦然把照顾对象们列成一张表，分门别类，还上报校领导，把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的，于高考招生规则所不允许的现象制度化了。即使这个学校在具体招生工作中没有恣意妄为的徇私舞弊，即使这个学校录取的学生的分数都达到了分数线，这种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至少，学校正儿八经地考虑了这些希望被照顾的人，表格中的话充满了对那些‘大人物’的谦卑与恭敬，这就是对其他无权无势的考生的不公平。每个考生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有的家里父母下岗，有的高考考了3年，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而考虑那些局长司长的侄子，经理校长的女儿？”

　　高凤池何许人也？

　　事件的发展都充满了“意外”。2001年8月15日，“代号红色”感染了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中心的服务器，校园网无法与公网连接，苦闷的学生只好在校内局域网上闲逛。交大所有办公部门都已上网，只需点开“网上邻居”，查找很方便。教务处的代码就是“jwc”，那份没有设密码的“机动指标讨论材料”就被学生如此低成本获得，随即贴在交大饮水思源BBS站的快讯板上，20分钟后被版主删除。但它已成为当天十大热门帖子之一，随后像野火一样蔓延，在新语丝、清华、北大、强国论坛、西祠胡同等热门BBS上转载，在美国与英国的留学生网站上也开辟了专门的讨论区。

　　“材料”共分六张大表：

　　1、校领导接收，2001招生特殊情况总汇

　　2、中学校长推荐

　　3、2001年上海生源120%以内讨论材料

　　4、2001年上海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

　　5、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论材料

　　6、2001年录取中需保证专业情况及处理结果汇总

　　每张表又分“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号、分数、学校加分因素、专业情况(录取专业需调整至专业)、委托人(及拟解决意见)”等诸项内容。总共涉及上海考生84人，外地考生49人，其中最令观者心跳加速的是每个陌生考生背后的委托人与委托机构，其中点名涉及68人、机构10个。

　　立刻有人开始研究这个名单，看那些委托人是什么来路。有一个考生后面注明是“上海检察院二院副检察长曾勉之子”，委托人是“高凤池”。考证者在搜索引擎中打上“高凤池”然后在论坛上公布研究结果：“高凤池主要有三条，一是老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高凤池，不太像，1897年的人物，现在想必已经作古。二是北洋军阀时期的镇守使、代理吉林巡抚高凤池，更不像了。第三个是旗忠村村长高凤池，一个村长能这么厉害？再仔细一看，这个村长可不一般，1998年上海综合实力百强村，上海旗忠集团公司法人代表，这还不算，旗忠村位于上海闵行区，想必地头也很厉害。”

　　记者飞赴上海，电话打到旗忠集团，旗忠集团负责接待的小姐说：“总经理高凤池出差了，他没有呼机、手机，也没有秘书，我们也找不到他。”

　　校方：“人之常情”的“工作记录”

　　电话打给交大的数位校长，永远是一位女士在接，她让记者去找党委宣传部，然后反问记者“你相信那份名单吗？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党委？”

　　负责接待的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中心主任——蒋宏。蒋宏的说法是，“这种事情其实很普遍，就是一个工作记录。我们招生时开现场宣传会都会得到很多推荐，说这是好学生，不要漏过，我们就记下了。没什么新闻价值，你看上海的媒体都没做，人家理解了。我也不希望你们写文章澄清，多半会以讹传讹。”但记者一再坚持要求要采访事件中的重要人物招生办公室主任——钱奇城，无奈之下，蒋宏为记者找来了钱的上级，已经“坐在火山口上”的教务处主任张增泰。

　　记者：是否真正存在这份记录了考生与委托人的名单？

　　张：存在，但只是一份工作记录，是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汇总材料。各个学校都有这种记录，很普遍。考试有偶然性，我们不想漏过好学生。

　　记者：我能见见这位工作人员吗？

　　张：不行，他压力很大，已经被我们保护起来了。

　　记者：采访招办主任钱奇城也不行吗？

　　张：他很忙，最后的全国录取名单还没出来，他的压力也很大。

　　记者：这份名单有多大作用呢？

　　张：高考招生由计算机控制档案，按120%提档，从一志愿一级一级往下排，一专业未录到二专业时则自动降三分，都是由计算机控制，人为的因素很小。

　　记者：有没有人为因素？比如说分数相同时会不会先考虑名单上的人？

　　张：原则上按成绩排，但高分低能的状况确实存在，分数相同时当然会考虑一下推荐人的意见。

　　记者：你们有没有所谓的“机动”名额？

　　张：没有。国家在一点点回收高校的自主权。今年只有160名全国保送学生，基本上都是奥赛冠军。2000年还有2%的自主招生权利，但今年也被取消了，去年还搞过复旦附中、交大附中、华师大二附中、上海中学的四校联考，80人直接上交大，今年因为不符合政策，也取消了。

　　记者：那么你们的自主权体现在哪里？

　　张：在上线的档案中选择真正优秀、全面发展的学生。在招生过程中，每个系都会有一两名教师参与，他们手里也都会有一个本，上面有这样的记录，因为在招生宣传中都会遇到有印象的好学生，现在把他们召进来。

　　记者：这种“自主权”，学校内部有没有实施细则或相关制度？

　　张：没有。

　　记者：你有没有收到过条子？

　　张：有呀，我家乡的老师就给我打电话，我说您现在不知道情况，这种事情现在没有人能作主。

　　记者：校领导、副市长都打过招呼或写过条子吗？

　　张(笑)：……首先当他们也是人，也是普通人，也有感情;有些老领导打招呼就图个心理安慰，但现在一切都是透明化，办事还是要按政策。

　　记者：为什么名单中没有普通家长？

　　张：这只是一份工作记录，没什么用的。

　　——这是交大校方所能给与的最大限度的接待与回答，据张增泰介绍，他们已经向上级部门教育部、上海教委、考试院写了书面材料。交大最想说的是，“工作记录”对结果没什么影响，他们的招生是完全按政策，公正、公平、公开，招进来的学生都是上线的，托了人的分数不够也不行。

　　名单上有什么

　　名单原始而粗糙，详细考证下来，委托人中既有上海市副市长严隽琪、上海公安局局长吴志明、市团委副书记张仁良等政要;又有直接掌管教育的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瞿振元、人事司司长管陪俊、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胡启迪、上海教委副主任夏秀蓉、党委副书记于信汇等教育大员;既有上海张江高科董事长戴海波、上海旗忠集团总经理高凤池、上海国美总经理陈云清等企业老总;还有学术界的两院院士王大中、阮雪榆、谢绳武、翁史烈、蒋葛夫。此外其他一些关联人物也在册，上海交大国飞航空服务公司总经理罗建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干部病房主任孙宜平等。其中“交大系”人物最多，前后28人，现任校长7人有6，书记4人有2，此外还有计委书记、及院系主任书记6人;共涉及中国大学现任校长9人(含交大6人)。考生与委托人的关系多为亲属，如子女、侄、甥。而机构则包括国家计委、上海市人大各区教育局等部门。

　　对观者来说，“名单”造成了喘不过气的真实感。记者随即想到的是，校长谢绳武、上海教育考试院长胡启迪是否会承认写了条子？

　　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交大校长谢绳武教授。电话打到办公室依旧被推到党委宣传部，上门去找则或说出差或说开会，记者通过层层关系才要到了谢校长的住宅电话。“别的问题咱们以后可以谈，这个问题不便回答。”谢绳武这样回绝。“那么您有没有写条子推荐3名学生？”“我们有统一的口径，你去找党委宣传部。”随即挂断了电话。采访其他校长系主任也不断碰到钉子，总之人就是不在。记者能够找到的另一位交大领导是外事处主任严明瑜。“您是否向交大招办推荐了袁毅婷？”严明瑜在电话那愣怔了两秒钟，然后问记者是谁，记者如实告知，“我不认识你，这个问题没法跟你说”，严明瑜说，电话也挂掉了。

　　也许暑假的原因，很多教育口官员的电话都长期无人接听，包括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胡启迪、副院长刘昌坤、上海教委副主任夏秀蓉、上海中医大学党委书记张建中、华东政法学院副书记莫负春。

　　在政府官员中，记者选择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志明。电话打过去表明了采访意图，接线小姐进去请示了一下，然后告知“吴局长出去开会了”，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在企业老总面前记者也不断碰钉子。交大国飞公司总经理罗建斌的秘书，反复问记者是不是那个被推荐的“龚昊”，而后又否认自己认识龚昊。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黄冈中学特级教师陈鼎常接了记者的电话。当然，话题切入点是“如何看待高考分数的局限性”。在几个问题之后，记者突然问：“黄展鹏是不是也是没考好的学生？”这位被人称为“随便在哪里都能带出一只数学奥赛冠军队”的老教师顿时变得有些紧张，然后反问：“你怎么知道这个学生？”据陈老师介绍，黄展鹏是个好学生，今年考了632，但他没教过，也是别人向他推荐的，黄最终没能进入交大，而是去了中国地质大学。

　　在记者寻找的60多人中，最后只有南洋模范中学的校长高讫坐在了记者面前，当然设定的采访主题是“南模中学的素质教育。”当记者询问宋锌立和张弛宁两学生的情况时，本来健谈的校长双手撑着膝盖，陷入了突然的沉吟。40来岁的高讫是这届高三的带班语文教师，这两名学生也正是他推荐的。“原则上我们是不推荐的，推荐不过来。”高讫说，“但他们还是有些特殊情况的。”据介绍，宋锌立是航模一级运动员，按照往年的规则可以加50分，但今年规则变化，只能加10分，他的成绩也不低，494(交大理科分数线是476分)，又想上计算机系，于是就向选择了一个“过渡”性的方法。而张弛宁的情况则更为特殊，第一，张的成绩一贯很好，“模拟就考了457分，按我们的经验，正常的话最后还会涨40分，但实际只提高了2分，太失常了”。第二，张弛宁有一个孪生妹妹张驰宇也在南模读书，但由于压力过大，考试前心理已经崩溃，退出了班级。第三则是张家父母人很好，“善良”。记者问，“是不是和张弛宁的父亲是新华社华东分社教科文部主任有关呢？”高讫回答，“没有关系，更高的官我们这里也有。”

　　涂不白的“灰幕”

　　谢绳武的说法是：“事情很简单，都是你们记者搞复杂了。”实际上，这种“工作记录”在教育圈内也确实是一项公开的秘密(至少名单中就有清华校长、西南交大校长、电子科技大校长的名头)，交大不过暴露了一个赤裸裸的关系图谱，给本身就异常敏感的高考笼罩了灰色的前提。

　　“在上海这样一个法制比较健全的城市还没出现过什么‘高考黑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教委官员告诉记者，“而一旦涉及了千万人的命运，人情就象个梦魇，挥之不去。”据介绍，上海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自主命题和招生权的城市之一，“上海卷”一般由市教委会同教育考试院在半年前组织命题，命题老师一般被软禁在山上，7、8、9三天后才重见天日。理论上不可能“提前获得考卷”，“但命题教师临走前又都会给本校学生留下些含有大方向的资料，这对于非重点的‘完全中学’显然是吃亏了”。监考与阅卷上外人是进不来的，而人情轰炸最密集的就是高校录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上线、一切好办’，上海有三条档线，‘一本’、‘二本’、‘高专’，高校按120%调档，只要上线，高校就有了自主权。有人戏言，7、8、9考学生，而后一个月就是考家长”。

　　在上海的采访结束时，记者想起了蒋宏的劝阻，“不宜报道，以讹传讹”，因为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份灰名单，永远无法涂白。而记者在上海的调查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不断追问大人物们——“你腐败了吗？”“你是否想腐败？”“你是否在不遗余力地想为自己谋私利？”但这种审问“人之常情”的负疚感马上又被另一种残酷感所取代——社会等级依旧像一座高墙，记者打了上百个电话，甚至“连哄带诈”，也仅联系到了5位“人物”，其中只有最平易的中学校长肯坐在记者面前平等地对话。

　　论坛上的气愤和气氛

　　去上海的前一天，记者整个晚上都泡在BBS上，不停地发帖子寻求帮助，希望找到那位“闯祸”的同学;但所有关于交大的言论都被“糖糖”删了。“糖糖”是上海交大饮水思源站快讯版版主。晚上11点半，在聊天室我们开始了直接的对话。他说，要采访只能找党委宣传部，而删帖子是奉命行事。但他也承认：作为交大学生的言论中心，BBS还是有相对独立性的。记者软磨硬泡，想与他见面，最终我们约定第二天中午一点交大正门见。

　　8月20日上午11时左右，收到“糖糖”自网上发来的短信息，“要事在身，约定取消，你还是采访党委吧。”值得一提的是，交大的“网禁”直到23日才结束，此后各种愤怒的帖子如潮水般涌了上来。

　　至今，交大校方的正面回复只有给新语丝网站的一份200余字的《声明》：“所谓《招生黑幕》中所列名单中考生基本未被交通大学录取，而录取学生的高考分数也达到该校录取分数线。此报道严重失实……”。同时交大校方提供了一篇附文，北大网友bandit的一篇帖子——《替上海交大说几句公道话》来证明结果的公正性：“上海交大确实收到了许多关系户的条子……，不过在递条子几乎成为惯例的今天，上海交大没有过分到即使考生分数低于分数线仍然凭关系录取，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天后，这位bandit看到了自己的帖子被交大校方引用后，重新写了一篇《给交通大学的公开信》贴在网上：“从上海交大的公开信中，我一点也看不到这个学校对这件事的哪怕一点点忏悔，它引用了我说的话，仿佛告诉人们，我这么做已经对得起你们老百姓了，你们还叫唤什么。我们充其量就是考虑了一下那些VIP的关系，比我们过分的多的是。一张本应成为上海交大这所学校的耻辱的照顾名单居然成了他们廉洁奉公的标志。真是可笑。我之所以说给上海交大说句公道话，是处于我对现实的无奈，能这样已经不错了。但是并不表示你上海交大这么做就光荣！……”

　　在上海交大这份名单在网上传播之初，所有学生的名字都是公开的。而后有网友善意提醒：那些已经被交大录取的考生也许会在入学后承受过多的压力。随后出现的名单显然听取了这意见，只有考生的姓，而将名字隐去。然而，有这样的一个贴子迅速传播开来——

　　我是叶鸣，我就是黑名单上的一份子。在这里，我先向所有的朋友道歉，但我想说的是黑名单上的人并非就是和大家站在对立面上。大家都学过物理中的弹簧振子吧，小球离平衡位置越远，所受的回复力也越大，大家都知道。这个社会也一样。有人说："大家都做贼，你就可做贼？"事实上，如果大家都是贼，不做贼就会受到社会的"回复力"。别人都做贼，最好的策略只有做贼。也许道德上，这是不对的，但是现实就是如此。今年上海的一本是427理，424文，按交大的招生数划分(百分之120)应为465，但最后是476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明白)，(我是484，可靠消息是，没有任何关系，479就可进化学系)。上海今年的高校录取率是75%左右。比外省高不少。上海高考考4门共600分。

　　黑名单里的人，只有我在这里，敢站出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黑名单里的很多人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都是不学无术的只靠关系上来的人，他们和你们一样普通。在我所在的上海一所市重点学校，有门路的很多很多，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能怎么样？！从进小学起，周围就有很多用门路进来的人。我过去的幼稚园更夸张到每年只收有门路的人的孩子，打招呼的人有记者，干部等等。

　　老实说，交大一点不过分，你惊讶，是你没有看过更黑的。真的，你们没看过！起码他们还有分寸，交大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老实说，名单上哪个是交大敢惹的！大家也为交大想一想，交大也有苦衷的！你拒绝了别人的招呼，还怎么在上海立足！？有错的不是交大，不是黑名单上的人，大家都是被逼的。被社会现实所逼。大家心中不平，我向大家赔罪了。

　　社会现实如此，没办法。我是今年的新生，大家如果觉的我是真诚的，敢站出来还不错。那么开学后可以来找我大家交个朋友。如果你有怒火，我希望代名单里的大多数无奈的朋友受过，发帖子，发邮件来骂我都可以。这件事也许会永远僵在那里。

　　我只希望大家心里好受些。对不起。

　　署名是“真诚的zeno1”。

　　灰色名单是普遍的吗？

　　一个署名“哈利波特”的帖子这样说——

　　99年我作为临时借调人员在某省招生办录取场内工作了一个多月，闲的时候常常研究各个学校的录取名单，对上海交大的印象最好。记得当年交大是唯一在我省内没有招低于该校控制线学生的学校。有同事的孩子高分报交大的计算机系，被调配到电机后心里不服，让我帮忙查看，结果确实计算机系的人个个分数都很高。省内的学校就差多了，估计各省都是这样，一般省内学校比省外学校要混乱一些，没办法，省内学校关系户多嘛。

　　现在改网上录取，学校的权力加大，肯定会更混乱。尤其是专业调配，你说584和580的学生真的差很多吗？按政策学校当然可以收580的，没有人有权力管。关系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体现，所以即使很高的分，也会有家长不放心地到处找关系，为什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打个招呼自然稳妥一些。

　　当时领导的条子，用“录取场内满天飞”来形容毫不过分。呵呵，当时在里面觉得这些事都很正常，还觉得蛮好玩的，大概是麻木了。

　　记得一件趣事，算是黑色幽默吧。有省内一小报，想炒高考录取来加大发行量，于是每天几个版面的录取现场动态。录取开始那天，报道工作人员动员大会，“领导要求严格录取场纪律，杜绝录取场内手机、呼机的使用”等等。录取场内确实没有外线电话，但在这种信息时代，谁能管得了手机呢？过了几天，又出一篇报道，表扬宾馆某工作人员拾金不昧，拣到一手机立刻送交前台，经查是某某招办工作人员的等等。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都快笑翻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厉以贤教授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几年前没有计算机、网络招生还没有启用的时候，各高校派人到各地方进行招生，递条子、受委托等人情招生的现象很普遍。而且那个时候人情现象比较难判断，出现现在所说的招生黑幕是很容易发生和被招生校方所掩盖的。但随着现在反复打高考中的舞弊，强调透明度，随着网络等高科技手段的介入，高考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大大得到加强，递条子、受委托的现象就是很不正常、很难令人理解接受的。”

　　然而原《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志文称，高校扩招在泛化的公平中，从某种程度还是为谋私利提供了方便。他曾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宿舍中见到两个保送生——他们的父亲都是地方上的官员，而北京的考生背景更为复杂，需要“照顾”和“委托”的不在少数，他们在扩招中被掩盖了。陈志文说，北京某高校在一次招生中对外公布的录取北京学生是300多人，但实际达500人，对外的分数线也与自己附中的分数线不同。

　　多少不平事都在高考中

　　1998年，陈志文在一封读者来信中曾获得广西陆川县高考舞弊事件的采访线索，当地老师甚至有动用旗语告诉考生答案的，副县长布置高考升学率的任务时对老师们说：谁完不成任务就调到山沟里去。1999年，他开始关注北京与外地的分数线差异问题，当年北京理科600分以上的学生有600多人，清华大学在北京招收400人，而湖北当年600分以上的学生有8000人，清华只在那里招收100人。

　　几年来，被打击的高考舞弊事件层出不穷，从广东、哈尔滨到山东。而分数线差异问题在今年进一步突出。8月22日，终于有3名“只身站出来”状告教育部侵犯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青岛学生栾倩、姜妍和张天珠来到北京。据她们的代理律师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强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对现行高考制度提起的诉讼，被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案由是教育部以其计划招生的行政行为直接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所作出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并向被告提出司法建议书，督促被告今后避免作出类似违法行政行为。

　　李强说，宪法赋予了中国公民广泛的基本权利，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教育法第五章第三十六条则明确指出“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而教育部计划招生的行政行为中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对招生人数作了不同的限定，这种限定使不同地域的考生被划分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级，并在这不同的等级中参加高考。等级之间分数标准差异巨大，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

　　栾倩、姜妍和张天珠分别是青岛市一中、青岛铁一中、青岛十五中的学生，她们都参加了今年7月的全国统一高考，并且取得了原始分457分(文)、522分(理)、506分(文)的高考成绩。如果在北京，她们完全可以去读重点本科(2001年北京文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是454分、理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是488分)，而在山东青岛，她们中只有考了522分的姜妍有可能去读青岛大学的高职(属专科)，其余2人则连电大都够呛。3位考生显得义愤填膺：“我们觉得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不公平超出了我们所可以接受的底线！我们来北京上诉，就是为了借助法律手段，挑大音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们没有什么错与不错，我们只想维护平等的权利。”

　　针对青岛学生告状一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成有信教授认为：“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对社会有用、对人类有贡献、有高尚人格的人。借用西方的话讲，就是培养一个好公民。什么是好公民，就是合乎主流社会、有道德有修养、人格完善的人。公平感是有道德有修养、人格完善的一大表现。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在考生命运选择的紧要关头对公平感教育的扼杀，是教育的失职。”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比较教育的高一民先生说：“据我所知，全世界只有马来西亚实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北京考生比外地考生更容易上大学，这个现象在明年北京实行单独命题之后就会被掩盖。”

　　迎着八、九点钟的太阳走向最高人民法院

　　青岛学生张天珠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律师，她理想中的学校是中国政法大学，在得悉了高考成绩后，她作出了第一重点本科志愿东北农业大学、第一一般本科志愿西藏民族学院、第一专科志愿济南大学(专)的决定。可是，张天珠对前途缺乏把握，“因为是在青岛，因为不在北京，因为不在济南，——”随行的青岛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山东省教委也对省会济南进行了计划性的“照顾”，张天珠又因为济南考生的“分数线福利”与济南大学(专)失之交臂，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孩子太可怜了，太可怜了。”

　　张天珠是第一个与德衡律师事务所商定起诉教育部的，她含着眼泪对记者说：“我是一个普法教育的受益着，是法律使我相信在这个民主、公平的社会里，我们可以消除不公平或者为这个目标而努力。”说到起诉教育部的想法，张天珠说，“高考结束后不多久，我在宪法上发现了关于平等权和受教育权的条目，又查阅了教育法，觉得高考录取线的不平等直接侵犯了我和其他许多考生的权利。于是我就到德衡律师事务所进行咨询，他们(德衡律师事务所)本来就接到了许多类似电话，于是我表示坚决参与诉讼，后来就有了栾倩和姜妍的参与。”李强接着说：“高考结束后，我们陆续接到几十个关于高考录取线的咨询电话，引起德衡总部的高度重视并由我和北京的一位同事杨培银律师组成小组专门研究此事，后来张天珠表示可以坚持诉讼到底，我们便决定对教育部提起诉讼。直到今天(8月22日)，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我们的声音，而只今天一个上午便有十几个电话打来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

　　张天珠生于1983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家里除父母外还有一个7岁半的弟弟，父母和弟弟都非常支持她来北京“告状”。12岁以前她在山东枣庄滕县读完初一，初一到初三在青岛一中就读，因自己觉得跟不上学校的教学情况，初三开始在青岛十五中就读至参加高考。高中3年，用张天珠的话讲，是在“苦”里熬过来的，一进高中，灌输到的便是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学好文化课的理论，分数里定乾坤的竞争现实使她付出了“比北京孩子”多几倍的汗水。她所在的青岛十五中是青岛市比较好的中学之一，所在的班级有56人，她的高考成绩在班里列前20名。

　　栾倩的理想也是当一名律师，她的目标是普通高校，她的成绩也达到了北京市重点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但就青岛的录取情况看，她很有可能什么大学也读不了。栾倩第一普通本科志愿是青岛大学，第一专科志愿是青岛电大。她所在的青岛一中也是青岛相当不错的高中，班级里有68名学生，她的成绩应该在前40名。姜妍的理想是当一名会计师，她的目标是有会计专业的普通高校，她的成绩超过了北京理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18分，在青岛却连专科都“够呛”。姜妍的第一普通本科志愿是西北农林科大，第一专科志愿是青岛大学高职(专)。她所在的青岛铁一中也是青岛不错的学校，班里有62名学生，她是班里的“状元”，“状元”尚且如此，其他的61人可想而知。

　　3名学生都没有接触过北京的同龄人，但她们都一致认为北京是首都，北京学生在学习、就业等的软件、硬件、机会上都有先天的优越环境。“他们(指北京学生)应该比我们的考试成绩高才对，我们(指外地学生)无法忍受不平等上的不公平！”在问题的解决上，3位学生表示：“我们是代表全部所有外地考生来的，我们只想维护宪法赋予我们的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她们知道“诉讼即便胜了，我们的命运也就这样了——”当记者问及对诉讼有没有信心时，三个女孩子都很坚定地说：“有！”她们的诉讼代理人李强律师则说：“我们将迎着明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走向最高人民法院！”

　　8月23日8点30分，他们到达最高人民法院，在门卫室说明情况，门卫室经过请示以后，通知李强等人到北京南站附近的接待室接受接待。按照规定，接待室接待的一般都是上访人员，李强等人这是一件普通诉讼，不属于上访，他们于是就在正义路邮局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诉状。李强表示事先已经考虑到有可能发生这种结果，他们非常理解最高人民法院的做法。9点45分，他们离开正义路邮局。李强律师说，两天的邮寄时间再加7天的答复期，初步估计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能确定受理意见。三名考生告诉记者，准备下午去全国的最高学府--北大和清华去转一转。

　　此前一天，也就是青岛学生在昆仑大厦向北京记者们介绍情况的8月22日，据说有人要完成一次行为艺术，演出者将身穿写有"我是没有暂住证的外来人口"字样的文化衫走上马路，从东长安街大北窑出发，经过建国门使馆区，王府井商业街。天安门广场，上西长安街，过新华门，西单商业街，复兴门，最终到达军博。预计全程二十公里，行程五小时。这个艺术活动的说明称：严禁尾随，围观，拍摄，不接受任何采访。

　　8月23日，记者打电话到教育部考试中心、高等教育司询问有关高考分数录取标准的有关问题，考试中心的赵主任和高等教育司的刘司长都表示相关标准由学生司制定，建议询问学生司。记者打通了学生司瞿司长的电话，简要说明问题后，瞿司长告诉记者此事需要由新闻办(教育部)安排。记者与新闻办的魏女士联系后，按要求提交采访提纲与记者的新闻出版署签发的记者证给新闻部，经确认后，记者与魏女士约定24日确认采访时间。24日中午，记者第三次拨通魏女士的电话，魏女士告诉记者，高考制度相关问题正在研究过程中，不便接受新闻界的采访。

　　有关诚信和公平的理念

　　《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方7月下旬在网上发帖子说：北京学生容易上大学有合理性，因为北京学生的素质比较高。这个帖子受到了广泛的抨击。“哪里有支持我的呀？全是骂我的，我马上就投降了。不管怎么说，公平这个理念是没办法挑战的”。

　　一个署名为“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邱葵”的帖子则透露了另一种忧患：“大家可能知道一个寓言，说是有两个人在深林里走，遇到一只老虎，其中一人马上蹲下来系鞋带，另一人问：你要想跑过老虎吗？第一个人说：我只要跑过你就可以了。在一个社会中，除非你可以保证你永远坚强而没有软弱的时候，否则你应该希望这个社会是一个大家能互相提携、共同前进的社会。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在教育上向学生灌输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计手段勇者胜，那么，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会最终受其害。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

　　然而，目前的高考制度也有其哲学上的合理性，至少是现实性。凯泽*霍斯金在《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中说：“这是一个可以算度的世界，评分制度已经渗透到每个个人和组织的角落。基本上，已经再没有不能量化的东西。不论在学校、体育、政治或商业领域，我们都在内心计算，以求击败他人，以期当第一名。”

　　8月21日，《亚洲华尔街日报》日发表文章说，每年夏天，中国的注意力都要转向全国高考，高中毕业生必须参加考试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如果你按照人均教育开支给世界各国排队，中国属于最低的百分之十。

　　对于数百万年轻人来说，教育是他们上升的唯一希望。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巨大紧张，政府控制这种局面的手段只能是按照公平的考试制度分配数量很少的大学名额。在人口、供需关系的紧张化无法缓解，制度又有极大漏洞的前提下，一次考试定终生，无论如何对考生与家长都是无法回避的残酷。(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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