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本来以为已经忘却了的一段记忆---一个不太熟悉的兵团战友的面容 ，最近常常涌
现在脑海中。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人到了这把年纪，过了而立接近
知天命之年，容易怀旧，远的常比近的记得清楚；二是最近常在知青网中游荡 ，网友
们的回忆文章，帮助激活了那些沉睡很久的记忆。
说实话，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是69届的北京知青，70年来到我所
在的连队：内蒙兵团二师十二团二连.。他个子不高，人显得很单薄，也很单纯。
我所在连队的前身是一个劳改采石场，男同胞的任务是在陡峭的半山腰论大锤打
炮眼，放炮炸石头，体力消耗非常大。当时我连流行的一个顺口就是：大锤一举，
两个半馒头全跑光--这是我们每顿饭的粮食定量。
可能考虑到他身薄力单，难以举起那沉重的大锤，连里决定让他担任司号员，
每天负责吹号 ，通知全连起床，吃饭，熄灯的时间。
开始时，他吹号技术不十分熟练，吹的号音常常跑调。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能
从他那跑调的号音中辨认出，哪个号音是叫我们吃饭， 哪个是让我们睡觉。他十
分勤奋，为了使号音早日归队，他每天比全连早起半小时，上到对面的山顶上练习
吹号。我们常常在半睡半醒的迷迷 瞪瞪状态中听到他那渐渐归队的号音。
做为司号员，他归连部管理，为了节约人手，连里除了让他担任司号员外，在专
职文书到任之前，还让他兼了一段时间的文书，为此，他有时要到全连的各个部门
通知开会，传达首长指意，这样，他几乎和全连所有的人都打过交道，全连所有的
人也都认识他，加上他生性活泼，天真单纯，乐于助人，和人们的关系处得还不错。
我和他的关系只是认识而已，谈不上熟悉。这一是归功于当时的兵团风气，男
女授授不亲，为了避免交往过多而带来别人不必要的猜疑，二是因性情使然，本人
属于不善于社交的冷面人物（对此我自己常常是得罪了人还不知道），许多男同胞
为了避免碰钉子，除了工作交往外，也不愿和我过多打交道，所以，我对他的情况
知之甚少，只是听别人说，他似乎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在那个年代，按照政策，独子是可以留城的。但当时内蒙兵团是半部队建制，
那些参不了军但又想过军队瘾的人，常常将去兵团作为次优选择，我所在的连队
就有许多已经分配在工厂的人，带着美好的幻想，放弃留城的机会来到兵团的。
不过，这种殊荣，他没有份。他是别无选择，70届的分配是全锅端，没有留城的选择
，集体或是到农村或者兵团。
平心而论，他的工作业绩平平淡淡，没有什麽辉煌的成绩，也没有大的闪失。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晃过了两年多。后来，兵团内部工农建制调整，采石场属于工业，
而十二团是农业团，因此，师里决定将采石场交给作为工业团的十三团，我们
连转为农业建制，连址也由乌拉特前旗的刁人沟迁到新安镇的沙 头 。我想， 这许
也是命中注定，他难逃此劫，因为，如果没有这次调整，也许今天他还会活着。
我们连迁到沙头后，他仍然是司号员，但已不兼任文书了。文书是由一位从九连
合并过来的名为侯明选，外号“红皮靴”的浙江籍知青担任。他之所以有这个外号，
起因是，我连指导员是南方人，口音很重，每当他大呼小叫地找侯明选时，远远地
听起来就象是在叫红皮靴。
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年龄相当，脾气相投，两人的关系非常好，更是由于工作关
系，两人简直好到行影不离的程度。但往往是好事成双，坏事也不单行。事情坏
也坏在这上。干起事来，两个人的胆子往往比一个人要大 。
尽管这麽多年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的中午。那天，天气很热，全连都
在午休，周围静悄悄的，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忽听有人喊道，炸死人了。听声音，
那人是边跑边喊得，越来越近。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心猛然往下一沉，整个人就像
从水面沉到水底，心里堵得厉害。这几年中，连队出过事故，伤过人，但从未死过
人。
出去打听才得知，他和红皮靴两人，趁着午休，偷得连里的炸药到河里炸鱼。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偷着炸鱼了，不过，这次，他们出事了。我连曾经是采石连队，
连里自己做炸药，男生负责打眼放炮，基本都会摆弄雷管炸药。从技术上说，安全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据说，事故的原因是他太贪心。当他手捧点燃炸药寻
找更多的鱼时，炸药在胸前爆炸了。红皮靴事后讲，他曾催促他赶快扔炸药，
但他一心只在鱼身上，无暇他顾，迟迟不愿放手，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当天下午上工，连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神情惨然。那天晚上，炊事班催促了好
几次，各班才把饭打回来，但没有任何人动筷子，心里堵得吃不下饭，最后，
饭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整个连队的情绪低落，
少了笑声，少了话语，无论是和他熟还是不熟的人，都像失去了亲兄弟一样，
处于极度悲痛的心情之中。
连里很快通知了他远在北京的父母前来料理后事，商量下葬的事。因为天气炎热，
尸体不易保存。在他父母到达的第二天后下葬，一周后举行了追悼会。
连里用很好的木料为他打制了一副棺木，我们所有的人绕棺一周向他作最后的
告别。会场上唏嘘之声不断，每个人心头都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他那年迈的
父母丧子的惨痛不忍目睹。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最后看到他的容颜，
因为他的胸部已经被炸空了，脸也被炸烂，只有一件军衣盖着他 的头部和上身 ，
在他的裤子上，还染着的斑斑血迹。
在征得他父母的同意之后，连里决定将他葬在他曾经工作过和生活过的采石场所在
地--乌拉山脚下，他以20岁的青春年华永远地留在了那块土地上。
由于他是违反记律炸鱼而死的，他得不到任何待遇，也没有在兵团史上留下任
何纪录。他就像一个影子，轻飘飘的来轻飘飘地去，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
世事不能常常如果。不过，我还是常常想，如果我们连仍然在采石场 ，那里没有河，
也就没有鱼，他无鱼可炸，也就不会死。如果他不来兵团而留在北京，留在他父
母身边，在父母的监督和约束之下，不会冒着生命之险去炸那几条不值得几个钱的鱼，
可能他也不会死。如果他不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就不会上山下乡，也会像今天的青
年那样，对生活有多种选择，生命之中充满希望。算起来，他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
有45岁了，正值壮年，应有许多事可做，有许多的人生经历去尝试。他那年迈的
父母，现在也不知过得怎样了，没有了独子的日子，一定也是艰辛难熬的。
每当我想到他，我都会感谢生活，感谢那段人生经历。它让我懂得了人生的可贵，
生命的无常，也更珍惜现在的一衣一饭，即使是清贫的日子，也是心怀感激。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中， 我曾经路过那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乌拉山脚下的那座孤
坟，映在苍茫的天空下，那样无奈，那样孤独。
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安息。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现在脑海中。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人到了这把年纪，过了而立接近
知天命之年，容易怀旧，远的常比近的记得清楚；二是最近常在知青网中游荡 ，网友
们的回忆文章，帮助激活了那些沉睡很久的记忆。
说实话，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是69届的北京知青，70年来到我所
在的连队：内蒙兵团二师十二团二连.。他个子不高，人显得很单薄，也很单纯。
我所在连队的前身是一个劳改采石场，男同胞的任务是在陡峭的半山腰论大锤打
炮眼，放炮炸石头，体力消耗非常大。当时我连流行的一个顺口就是：大锤一举，
两个半馒头全跑光--这是我们每顿饭的粮食定量。
可能考虑到他身薄力单，难以举起那沉重的大锤，连里决定让他担任司号员，
每天负责吹号 ，通知全连起床，吃饭，熄灯的时间。
开始时，他吹号技术不十分熟练，吹的号音常常跑调。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能
从他那跑调的号音中辨认出，哪个号音是叫我们吃饭， 哪个是让我们睡觉。他十
分勤奋，为了使号音早日归队，他每天比全连早起半小时，上到对面的山顶上练习
吹号。我们常常在半睡半醒的迷迷 瞪瞪状态中听到他那渐渐归队的号音。
做为司号员，他归连部管理，为了节约人手，连里除了让他担任司号员外，在专
职文书到任之前，还让他兼了一段时间的文书，为此，他有时要到全连的各个部门
通知开会，传达首长指意，这样，他几乎和全连所有的人都打过交道，全连所有的
人也都认识他，加上他生性活泼，天真单纯，乐于助人，和人们的关系处得还不错。
我和他的关系只是认识而已，谈不上熟悉。这一是归功于当时的兵团风气，男
女授授不亲，为了避免交往过多而带来别人不必要的猜疑，二是因性情使然，本人
属于不善于社交的冷面人物（对此我自己常常是得罪了人还不知道），许多男同胞
为了避免碰钉子，除了工作交往外，也不愿和我过多打交道，所以，我对他的情况
知之甚少，只是听别人说，他似乎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在那个年代，按照政策，独子是可以留城的。但当时内蒙兵团是半部队建制，
那些参不了军但又想过军队瘾的人，常常将去兵团作为次优选择，我所在的连队
就有许多已经分配在工厂的人，带着美好的幻想，放弃留城的机会来到兵团的。
不过，这种殊荣，他没有份。他是别无选择，70届的分配是全锅端，没有留城的选择
，集体或是到农村或者兵团。
平心而论，他的工作业绩平平淡淡，没有什麽辉煌的成绩，也没有大的闪失。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晃过了两年多。后来，兵团内部工农建制调整，采石场属于工业，
而十二团是农业团，因此，师里决定将采石场交给作为工业团的十三团，我们
连转为农业建制，连址也由乌拉特前旗的刁人沟迁到新安镇的沙 头 。我想， 这许
也是命中注定，他难逃此劫，因为，如果没有这次调整，也许今天他还会活着。
我们连迁到沙头后，他仍然是司号员，但已不兼任文书了。文书是由一位从九连
合并过来的名为侯明选，外号“红皮靴”的浙江籍知青担任。他之所以有这个外号，
起因是，我连指导员是南方人，口音很重，每当他大呼小叫地找侯明选时，远远地
听起来就象是在叫红皮靴。
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年龄相当，脾气相投，两人的关系非常好，更是由于工作关
系，两人简直好到行影不离的程度。但往往是好事成双，坏事也不单行。事情坏
也坏在这上。干起事来，两个人的胆子往往比一个人要大 。
尽管这麽多年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的中午。那天，天气很热，全连都
在午休，周围静悄悄的，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忽听有人喊道，炸死人了。听声音，
那人是边跑边喊得，越来越近。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心猛然往下一沉，整个人就像
从水面沉到水底，心里堵得厉害。这几年中，连队出过事故，伤过人，但从未死过
人。
出去打听才得知，他和红皮靴两人，趁着午休，偷得连里的炸药到河里炸鱼。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偷着炸鱼了，不过，这次，他们出事了。我连曾经是采石连队，
连里自己做炸药，男生负责打眼放炮，基本都会摆弄雷管炸药。从技术上说，安全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据说，事故的原因是他太贪心。当他手捧点燃炸药寻
找更多的鱼时，炸药在胸前爆炸了。红皮靴事后讲，他曾催促他赶快扔炸药，
但他一心只在鱼身上，无暇他顾，迟迟不愿放手，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当天下午上工，连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神情惨然。那天晚上，炊事班催促了好
几次，各班才把饭打回来，但没有任何人动筷子，心里堵得吃不下饭，最后，
饭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整个连队的情绪低落，
少了笑声，少了话语，无论是和他熟还是不熟的人，都像失去了亲兄弟一样，
处于极度悲痛的心情之中。
连里很快通知了他远在北京的父母前来料理后事，商量下葬的事。因为天气炎热，
尸体不易保存。在他父母到达的第二天后下葬，一周后举行了追悼会。
连里用很好的木料为他打制了一副棺木，我们所有的人绕棺一周向他作最后的
告别。会场上唏嘘之声不断，每个人心头都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他那年迈的
父母丧子的惨痛不忍目睹。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最后看到他的容颜，
因为他的胸部已经被炸空了，脸也被炸烂，只有一件军衣盖着他 的头部和上身 ，
在他的裤子上，还染着的斑斑血迹。
在征得他父母的同意之后，连里决定将他葬在他曾经工作过和生活过的采石场所在
地--乌拉山脚下，他以20岁的青春年华永远地留在了那块土地上。
由于他是违反记律炸鱼而死的，他得不到任何待遇，也没有在兵团史上留下任
何纪录。他就像一个影子，轻飘飘的来轻飘飘地去，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
世事不能常常如果。不过，我还是常常想，如果我们连仍然在采石场 ，那里没有河，
也就没有鱼，他无鱼可炸，也就不会死。如果他不来兵团而留在北京，留在他父
母身边，在父母的监督和约束之下，不会冒着生命之险去炸那几条不值得几个钱的鱼，
可能他也不会死。如果他不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就不会上山下乡，也会像今天的青
年那样，对生活有多种选择，生命之中充满希望。算起来，他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
有45岁了，正值壮年，应有许多事可做，有许多的人生经历去尝试。他那年迈的
父母，现在也不知过得怎样了，没有了独子的日子，一定也是艰辛难熬的。
每当我想到他，我都会感谢生活，感谢那段人生经历。它让我懂得了人生的可贵，
生命的无常，也更珍惜现在的一衣一饭，即使是清贫的日子，也是心怀感激。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中， 我曾经路过那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乌拉山脚下的那座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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