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老毛在人口政策上一时糊涂，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鼓励人们多生育，一下子多造出几个亿来，形成人口出生的高峰。我的同学中，家有1个小孩的极少，2个小孩的不多，3个小孩的正常，5-6个孩子的不稀奇，8-9个小孩的也能看见。曾经有两个同学，家里兄弟姐妹9个，还是一母所生，要说国人的生育潜力还真不可小视。
我家属于正常的。听老妈讲，那时国家鼓励生育，部队掏钱雇保姆，还有经济上的补助。不过,老妈尝够了小孩子的苦头，只想要2个，最小的还是计划外产物。以致后来，每当小弟生气时，就抱怨干吗把他生出来。小时候，我还是挺羡慕那些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同学。
那时，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是双职工，我和我的同龄人，很小就成了家里的掌门人。常见的一道风景线是，一帮年龄不大的小学生，脖子上除了红领巾之外，还挂着一串家里的钥匙。也有一些同学的家长不是双职工，妈妈不工作。我当时羡慕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可以不用做饭和干家务活,回家吃现成的。 我可不行，中午要回家自己找饭吃，晚上如果父母不能及时下班，还要到幼儿园接弟弟，带着他上机关食堂吃饭。
那时，和平里是父母单位职工宿舍和后勤机构的主要基地。离我家不远就是机关的食堂，幼儿园，司机班的车库。除困难时期外，机关食堂办得还是不错的。我家小孩从小就是吃食堂长大的，平日家里不做饭，只在周日开伙，最多也就是做点汤水, 主食甚至副食都是从食堂买。
食堂的隔壁是幼儿园，这样的设置可能是为了省一笔开办费吧，幼儿园不用另起炉灶单开伙。幼儿园里有很多大树,郁郁葱葱的。有一年夏季大雷雨，雨下的很大,，我家后面地上一片汪洋。雨点也非常之大，砸死了许多鸟。我去幼儿园接弟弟时，看见树林的地上，密密麻麻地躺着百多只死鸟，多是麻雀等小鸟。
困难时期,，机关除了尽可能地为本单位职工谋些福利外，还鼓励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在机关大院里给每个职工划了了一小块地，各家可随意种些东西，补充食品的不足。一到周日，我就和父母到机关大院我家的自留地里干活。记得种的也就是玉米和大葱两样，估计也是找不到其他像点样的农作物的种子。不过，到底不是农人，平时没少费力气，秋天收获时，也就得的三瓜俩枣的，还不够功夫钱。
又一阵，不知又发什麽风，鼓励非外事部门的干部学英语。这可苦了老爸了，人到中年，还要从26个英文字母入手启蒙。为了节省时间，老爸将字母的音标写成大字报，挂在卧室里。每天利用早晚上下班的空间，嘟嘟囔囔的练习，也就坚持了几个月，好像也没见多大成效，因为老爸花了大力气，还不如没花力气的老妈的英语水平高。老妈是得利于旧时上高中的底子，还记得几句简单的英语会话。
不久，遭遇文革，全国到处都是乱，我在的学校也罢课闹革命了，幸运的是，没闹出多大动静来。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也可能和我校不是名校，高干子弟不多有关，少数能折腾的人，也没成多大气候。当时，同学里父母级别最高的也就是个副部，我知道的最大的动静，也就是开会批斗一下老师，发发平时的怒气，没像北京其他一些名校那样，闹出许多人命血案来。
学校里还有一些倒霉名人的子女，听人说，有被老毛点名的周小舟的两个女儿。在校见过她们几次，穿得很洋派，白上衣，苏式黑色大背带斜裙，很有风度。姐妹俩歌唱得很好，动人的女中音二重唱。
说来惭愧，门外的文革闹得热火朝天，我只跟着看了几次斗老师，其中还有我很喜欢的数学老师，就歇菜了，和几个狐朋狗友逍遥去了。每天结伴给家里买菜，做饭，聚在同学家打扑克，日子过得倒也潇洒。那段时间，我基本是在家闹革命，对着锅碗瓢勺提高思想觉悟的。倒不是因为父母有问题，而是性情使然，不爱热闹，对什麽都激动不起来。幸运的是，宿舍区离机关大院较远，战火也没太烧到这里，宿舍区里一片平静，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最多是忽然听到谁谁是叛徒了，谁谁被打倒了，不过，见到他们，到看不出有多少变化。文革中，父母单位自杀的人也不多，和他们的革命战火烧得不旺不无关系。
后来，全国大串联，我因为年龄小，只赶上了晚班车。那时我们不太敢走---一些老高中的走的可远了，除了台湾和西藏没去外，真是全国大串联----老妈也死活不同意，说外面太乱，不安全。后来，多亏了老爸的支持才得以成行。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一个同学和我既是邻居，父母又是同事，比较放心，这才放我走的 。
我们一行4人，扛着大包小卷，外带拎着洗脸盆---很像今天外出打工的民工，记不得带多少钱了，从老北京站坐火车出发，在站了几乎2天1夜之后，眯眼肿腿地到了上海，睡在外滩市委大楼里的稻草地铺上。 因为弄不到票，在上海耗了半个月，才坐船去武汉。本想还继续接着向南溜达，去湘潭瞻仰革命故居，不幸遇上中央号召停止串联，我和一个胆小的同学，乖乖地在10月下旬返回北京。那个同学蔫有主意，不听中央召乎，和其他人一起挥师南下，去了湘潭，11月中才带着一身的外地革命虱子回来了。
顺便说说那个同事的女儿。文革前，我和她家住邻居，又常在一起玩。上中学后，又是同班同学。文革时，尽管她和我的父母不是一派的，不过公是公，私是私，父母的派性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玩小友谊，我们仍是有事一起干，我的父母和她父母见面还照样打招呼。她后来因为父亲的问题，去了云南兵团， 知青大返城时回京，就业，结婚，生子。现在，我们有时还抓空见见面，仍旧是很好的朋友，这是后话。
然后是上山下乡。我去了内蒙兵团，是全家里第一个离开北京的。当时年轻不懂事，不觉得离别之苦。从北京车站出发时，车上车下哭成一片，我和我妈都没流泪。后来，父母去干校，离京时，考虑到家里没有老人留下来照顾房子，不知能不能再回来，何时回来，就将房子交公了。
父母机关在北京设了个留守处，照顾一帮父母去干校，年龄太小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我小弟留在机关留守处，继续上学，大弟随父母去了干校。干校原来设在东北，后中苏关系紧张，又内迁到中原。多年后，父母再分配工作回到北京，把大弟给丢了----大弟留在当地干校的工厂里，多年后，费了老大的劲才对调回京的---不过，父母人虽回京了，一切都是昨日黄花。走时交房子交的痛快，等再想要回来，费了牛劲也没用。老两口没房子住，机关临时给安排了2间筒子楼宿舍,一住多年，直到70年代后分房，才又重新住上了单元房。
后来，父母工作几次变动，家也搬过几次，但还是在和平里周围转悠。再后来，我上班也要从和平里走过，眼看着和平里逐渐繁华起来，建了不少商业机构，还有一个农贸市场，人也多起来，成了闹市区，无论何时，路上都是熙熙攘攘地，难以穿行。
没过多久，父母再次搬家，最终离开了和平里，我也不再走那里了，最后一次走过也是几年前的事了，看见新起了许多高层建筑，街上也多了许多商业机构，估计现在变化更大了。不过，听父母说，原来机关老楼还在，那些认识的老住户，有些过世了，有些还在，有些则是新人搬进去。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搬到那里，同学的父亲是副部，文革前全家住机关大院的部长小楼，父亲去世前，给子女在那里要的房。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我家属于正常的。听老妈讲，那时国家鼓励生育，部队掏钱雇保姆，还有经济上的补助。不过,老妈尝够了小孩子的苦头，只想要2个，最小的还是计划外产物。以致后来，每当小弟生气时，就抱怨干吗把他生出来。小时候，我还是挺羡慕那些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同学。
那时，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是双职工，我和我的同龄人，很小就成了家里的掌门人。常见的一道风景线是，一帮年龄不大的小学生，脖子上除了红领巾之外，还挂着一串家里的钥匙。也有一些同学的家长不是双职工，妈妈不工作。我当时羡慕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可以不用做饭和干家务活,回家吃现成的。 我可不行，中午要回家自己找饭吃，晚上如果父母不能及时下班，还要到幼儿园接弟弟，带着他上机关食堂吃饭。
那时，和平里是父母单位职工宿舍和后勤机构的主要基地。离我家不远就是机关的食堂，幼儿园，司机班的车库。除困难时期外，机关食堂办得还是不错的。我家小孩从小就是吃食堂长大的，平日家里不做饭，只在周日开伙，最多也就是做点汤水, 主食甚至副食都是从食堂买。
食堂的隔壁是幼儿园，这样的设置可能是为了省一笔开办费吧，幼儿园不用另起炉灶单开伙。幼儿园里有很多大树,郁郁葱葱的。有一年夏季大雷雨，雨下的很大,，我家后面地上一片汪洋。雨点也非常之大，砸死了许多鸟。我去幼儿园接弟弟时，看见树林的地上，密密麻麻地躺着百多只死鸟，多是麻雀等小鸟。
困难时期,，机关除了尽可能地为本单位职工谋些福利外，还鼓励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在机关大院里给每个职工划了了一小块地，各家可随意种些东西，补充食品的不足。一到周日，我就和父母到机关大院我家的自留地里干活。记得种的也就是玉米和大葱两样，估计也是找不到其他像点样的农作物的种子。不过，到底不是农人，平时没少费力气，秋天收获时，也就得的三瓜俩枣的，还不够功夫钱。
又一阵，不知又发什麽风，鼓励非外事部门的干部学英语。这可苦了老爸了，人到中年，还要从26个英文字母入手启蒙。为了节省时间，老爸将字母的音标写成大字报，挂在卧室里。每天利用早晚上下班的空间，嘟嘟囔囔的练习，也就坚持了几个月，好像也没见多大成效，因为老爸花了大力气，还不如没花力气的老妈的英语水平高。老妈是得利于旧时上高中的底子，还记得几句简单的英语会话。
不久，遭遇文革，全国到处都是乱，我在的学校也罢课闹革命了，幸运的是，没闹出多大动静来。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也可能和我校不是名校，高干子弟不多有关，少数能折腾的人，也没成多大气候。当时，同学里父母级别最高的也就是个副部，我知道的最大的动静，也就是开会批斗一下老师，发发平时的怒气，没像北京其他一些名校那样，闹出许多人命血案来。
学校里还有一些倒霉名人的子女，听人说，有被老毛点名的周小舟的两个女儿。在校见过她们几次，穿得很洋派，白上衣，苏式黑色大背带斜裙，很有风度。姐妹俩歌唱得很好，动人的女中音二重唱。
说来惭愧，门外的文革闹得热火朝天，我只跟着看了几次斗老师，其中还有我很喜欢的数学老师，就歇菜了，和几个狐朋狗友逍遥去了。每天结伴给家里买菜，做饭，聚在同学家打扑克，日子过得倒也潇洒。那段时间，我基本是在家闹革命，对着锅碗瓢勺提高思想觉悟的。倒不是因为父母有问题，而是性情使然，不爱热闹，对什麽都激动不起来。幸运的是，宿舍区离机关大院较远，战火也没太烧到这里，宿舍区里一片平静，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最多是忽然听到谁谁是叛徒了，谁谁被打倒了，不过，见到他们，到看不出有多少变化。文革中，父母单位自杀的人也不多，和他们的革命战火烧得不旺不无关系。
后来，全国大串联，我因为年龄小，只赶上了晚班车。那时我们不太敢走---一些老高中的走的可远了，除了台湾和西藏没去外，真是全国大串联----老妈也死活不同意，说外面太乱，不安全。后来，多亏了老爸的支持才得以成行。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一个同学和我既是邻居，父母又是同事，比较放心，这才放我走的 。
我们一行4人，扛着大包小卷，外带拎着洗脸盆---很像今天外出打工的民工，记不得带多少钱了，从老北京站坐火车出发，在站了几乎2天1夜之后，眯眼肿腿地到了上海，睡在外滩市委大楼里的稻草地铺上。 因为弄不到票，在上海耗了半个月，才坐船去武汉。本想还继续接着向南溜达，去湘潭瞻仰革命故居，不幸遇上中央号召停止串联，我和一个胆小的同学，乖乖地在10月下旬返回北京。那个同学蔫有主意，不听中央召乎，和其他人一起挥师南下，去了湘潭，11月中才带着一身的外地革命虱子回来了。
顺便说说那个同事的女儿。文革前，我和她家住邻居，又常在一起玩。上中学后，又是同班同学。文革时，尽管她和我的父母不是一派的，不过公是公，私是私，父母的派性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玩小友谊，我们仍是有事一起干，我的父母和她父母见面还照样打招呼。她后来因为父亲的问题，去了云南兵团， 知青大返城时回京，就业，结婚，生子。现在，我们有时还抓空见见面，仍旧是很好的朋友，这是后话。
然后是上山下乡。我去了内蒙兵团，是全家里第一个离开北京的。当时年轻不懂事，不觉得离别之苦。从北京车站出发时，车上车下哭成一片，我和我妈都没流泪。后来，父母去干校，离京时，考虑到家里没有老人留下来照顾房子，不知能不能再回来，何时回来，就将房子交公了。
父母机关在北京设了个留守处，照顾一帮父母去干校，年龄太小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我小弟留在机关留守处，继续上学，大弟随父母去了干校。干校原来设在东北，后中苏关系紧张，又内迁到中原。多年后，父母再分配工作回到北京，把大弟给丢了----大弟留在当地干校的工厂里，多年后，费了老大的劲才对调回京的---不过，父母人虽回京了，一切都是昨日黄花。走时交房子交的痛快，等再想要回来，费了牛劲也没用。老两口没房子住，机关临时给安排了2间筒子楼宿舍,一住多年，直到70年代后分房，才又重新住上了单元房。
后来，父母工作几次变动，家也搬过几次，但还是在和平里周围转悠。再后来，我上班也要从和平里走过，眼看着和平里逐渐繁华起来，建了不少商业机构，还有一个农贸市场，人也多起来，成了闹市区，无论何时，路上都是熙熙攘攘地，难以穿行。
没过多久，父母再次搬家，最终离开了和平里，我也不再走那里了，最后一次走过也是几年前的事了，看见新起了许多高层建筑，街上也多了许多商业机构，估计现在变化更大了。不过，听父母说，原来机关老楼还在，那些认识的老住户，有些过世了，有些还在，有些则是新人搬进去。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搬到那里，同学的父亲是副部，文革前全家住机关大院的部长小楼，父亲去世前，给子女在那里要的房。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