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本月22日，陈凯歌陈红夫妇、影片监制黄建新清晨从成都飞临广州这个被陈大导形容为“资本主义的前沿”的电影重镇，准时在市一宫电影城与本市媒体见面，并在百名小提琴手的合奏中，走进榕泉厅与观众见面。下午，陈凯歌夫妇在下榻的白天鹅宾馆接受了记者的访问。陈凯歌谈得最多的是影片探讨的什么是快乐的主题，同时还幽默地申明自认演技不错。而陈红，谈到做老公电影的制片人时的自信，远远超过了对自己演技的自信。
陈凯歌：我是二类人才
“沉重”标签死死贴在我身上
记：你说想拍一个快乐的电影，但看完电影后，我依然觉得电影很沉重。您怎么看？
陈：我一点也不觉得这电影沉重。如果沉重的话，那就是你每天的生活都很沉重。因为，这是你每天都要遭遇的问题。我自己看这个电影时，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能看出沉重来？看来，沉重这个标签已经死死地贴在陈凯歌的皮肤上了。至少，从我目前接受到的信息看，不是这样的。我昨天就曾连续大声问了两次观众，喜不喜欢这个电影。回答“喜欢”的声音声若巨雷。
记：说它沉重，并不说明不喜欢。
陈：整个电影语言、摄影风格与以前完全不一样，我认为是极其流畅、轻松的。撇开这些不说，就说人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多小小的细节里都有温暖。当然，电影里有一个大的对比，就是我们不得不追逐的名利，和人性良知的对比。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电影文化，就是在一个好看的故事背后的那一点感动，做电影，就要做这个，要不就别做电影。这是我的信念所在。
记：您说您的这部电影有尖锐性，您觉得尖锐在哪里？
陈：这不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电影。我不粉饰，我把我自己置身其中，我为什么自己演这个于教授？别人未必愿意演，这是一个很虚伪的人。大家都愿意演个英雄或正面人物什么的。我说我来吧。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像写我那本书一样，我不怕剖析自己，甚至有些问题是针对我自己。我觉得我真的是以心换心地去拍我的电影的。我是一个非常谦退的人，但是我同时是一个有脾气的人。按照过去的标准，我只能算是二类人才。第一类是有能耐没脾气，第二类是有能耐有脾气，第三类是没能耐没脾气，第四类是没能耐有脾气。
生活中有大光明
记：怎么会从琴童这个题材入手？
陈：这个故事源于中央台的一个节目。一个四川的父亲带着孩子在北京学琴，他像有臆想症似的，说：我儿子将来是世界第一。而且他不是跟你逗，他是认真的，而他也根本不懂音乐。这就打动了我。最后那个结尾，比我的电影沉重多了。小孩天天去饭馆拉琴，有一天他跟他爸说自己不想拉琴了，想去做生意。他爸特别伤感，最后，他真让孩子做生意去了。我其实是有点矛盾的，我不想电影是沉重的，我想它快乐。生活中真的快乐被我们忽略了，我觉得很可悲。举个例子，有一次在日本吃饭，是一个特别小的饭馆，旁边坐着两中学女生，她们笑得太灿烂了，我听不懂，不知她们在说什么，我让朋友告诉她们，我很感激她们，她们的笑声让我觉得很快乐。我有小孩之后，体会特别深。小儿子特别憨态可掬，而且独来独往，自行其是，原来人的本真是这样的。哟，生活中有大光明哪。
记：所以，可不可以说这是一个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的影片？
陈：我们是不是丧失了真正的快乐？这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问自己。我在英国拍戏，我就看到了特别多快乐的工人阶级：你有钱，那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贵族口音，但我就这工人阶级口音。居然有55%的人把自己称为工人阶级。但英国没有55%的工人阶级，从这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的心态是比较稳定，正常的。现在的中国，是拿一支棍在搅，整个是一桶飞速旋转的水。从这个题材，最能体现当代中国人追逐成功的心态。这也是尖锐性之一。我觉得大家总不能按照一种正常的方式去生活，文革的时候，政治斗争很厉害，大家特别怕从集体里剔出去，现在也特别怕从集体里剔出去，就是怕不能致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记：的确，现在的人们往往把成功当成幸福。您的片子首次揭示了这个事实。
陈：是这样的。有人提出最后你为什么让小孩和父亲见了面了？法国的媒体说，这不是好莱坞的拍片法，这是一个人性宣言，他们父子就应该在一块儿。这个就是幸福。幸福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但成功有时是自己无法追逐的。我就一碗粥，一碗咸菜，但我幸福，只要我爱的人在旁边。
记：媒体说您由历史向现实转型，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陈：我不认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靠细节取胜的电影，不是一个靠大的戏剧性结构去陈列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小细节是特别难以把握的，但我觉得我在这个片里做得挺好的，证明我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这个生活中的。说老实话，我过去老觉得这社会没文化，觉得我特别爱的那个文化让人给砍掉了，就像我小时候在云南西双版纳砍树一样，连根给砍了。包括我对北京改造，其实是特别有意见的。北京600年的文化，10年就没了。破坏是多么容易的事，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想做点旧梦，看看我们有文化的时候人是什么样子。但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对这个社会应该有态度，应该有关切。这是我最终选择这个题材的根本原因。所以，有人问结尾的问题，我就奇怪：你为什么要藐视普通的感情呢？
我申明我演得很不错
记：很多媒体似乎对您在片中的表演不认同，您自己认同这种看法吗？
陈：不是。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矛盾。我始终保持着谦虚的美德。真的，你一谦虚吧，一说演得不如专业的，别人马上就来了：这是他自己说的，他演得不好。所以，我再次特别在广州为自己申明：我觉得我演得相当不错。
记：谈谈对票房的期待？
陈：我不期待出现奇迹。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做，我相信会有好的口碑。我们的投资规模决定了影片是安全的。
我希望参加奥斯卡
记：听说《和你在一起》要参加奥斯卡，有这回事吗？您对参赛怎么看？
陈：参加奥斯卡没什么不好。我觉得在这个行当中间，要有自己的操守，要有所不为，有所为，但我们不能骗自己。这就是一个名利场，你不要以为是学术研究。只是你在这个名利场中，对这事儿要有自己的态度。当然，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市场做大，这是我们真正的愿望，但是在实现这个真正的愿望的时候，我们要不断地摸索这路怎么走。我在好莱坞工作过，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你不能因此就说：那算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我想都没想。我想，我都不一定有机会。这是个政府行为，要提名奥斯卡外语片，必须有国家主管部门的推荐才行。不是想去就去得了的。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不是决定人。
陈红：做陈凯歌的制片不容易
记：这个角色与你以往的角色都有很大不同，很多人一下都没认出你来。从造型和角色的拿捏上，你是怎样做到的？
红：当这个故事在陈凯歌脑子里有了一个模型的时候，他就确定了王志文、我和刘珮琪。虽然刘珮琪是小人物专业户，王志文身上本身也有桀傲不驯的东西，我身上可能也有直来直去的东西，但这些角色远远地在河的对岸，我们不知道怎样划向彼岸。所以，我们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为此，我还染上一个嗜好，就是专门往酒巴、夜总会里钻，去观察莉莉这样的人物。包括我们后来去日本，虽然片子已经做完了，我还情不自禁走到银座去看那些女郎。而在我的准备过程中，有一个质的飞跃，还要感谢韩国的河龙水造型师。在造型做出来之后的一瞬，我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支点。
记：演莉莉对你来说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红：凯歌当初定的调子就是要达到在浪漫和现实之间自由穿梭。我们每个演员都要求在虚和实之间达到平衡。最难的也就是这个转换中的分寸感。莉莉身上有很多故事，她骗过很多男人，她也被很多男人骗过；她渴望爱情，但她又不相信爱情。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前，她的生活就是醉生梦死。可是当小春走近她的生活之后，她发现人的生命不仅只有物质一根支柱，她还发现了良心，真诚、善良。
记：你在其中占的戏份不是很多。以后有没有可能专门为你量身定做一些类似的比较复杂的角色？
红：我们倒好像没有这样的工作习惯。如果有的话，我和凯歌结婚都有7年了，在《和》片之前就应该有了，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拍电影。我们是以一个大家都有表达冲动的题材做基础，而不是为某个人。
记：你对自己演技如何评价？有媒体对你演技有不同看法，你怎么认为？
红：我对自己从来没有什么评价。我喜欢演那种情感很浓烈的，而不是逆来顺受的、很压抑的角色，向太平公主就是这种。可能跟我自己的个性有关。像很早我演的琼瑶剧《水云间》里的汪子璇那个角色，敢爱敢恨，很有冲击力。而我做演员这么多年，很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往往是人家的批评，最能促进我进步。因为我这人很好强。我听了这样的意见，会要求自己在下一步戏里准备工作做得再充分一点。可是对有些报纸在片子还没剪就说我演技遭批判的说法，我很表示怀疑。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从何而来。
记：你对自己制片人的工作完成得满不满意？
红：说真心话，还算满意。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第二部戏，而且是和陈凯歌合作，要做他的制片是很难的。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产片，片比一般都是1：4，可是，他一上来就跟我说：陈红，对于我来说没有片比这回事。但是钱又只有这么多，很多规则又不能强加于他。怎样既符合他的要求，钱又不超出预算，我觉得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我基本上还是完成得非常好。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陈凯歌：我是二类人才
“沉重”标签死死贴在我身上
记：你说想拍一个快乐的电影，但看完电影后，我依然觉得电影很沉重。您怎么看？
陈：我一点也不觉得这电影沉重。如果沉重的话，那就是你每天的生活都很沉重。因为，这是你每天都要遭遇的问题。我自己看这个电影时，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能看出沉重来？看来，沉重这个标签已经死死地贴在陈凯歌的皮肤上了。至少，从我目前接受到的信息看，不是这样的。我昨天就曾连续大声问了两次观众，喜不喜欢这个电影。回答“喜欢”的声音声若巨雷。
记：说它沉重，并不说明不喜欢。
陈：整个电影语言、摄影风格与以前完全不一样，我认为是极其流畅、轻松的。撇开这些不说，就说人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多小小的细节里都有温暖。当然，电影里有一个大的对比，就是我们不得不追逐的名利，和人性良知的对比。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电影文化，就是在一个好看的故事背后的那一点感动，做电影，就要做这个，要不就别做电影。这是我的信念所在。
记：您说您的这部电影有尖锐性，您觉得尖锐在哪里？
陈：这不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电影。我不粉饰，我把我自己置身其中，我为什么自己演这个于教授？别人未必愿意演，这是一个很虚伪的人。大家都愿意演个英雄或正面人物什么的。我说我来吧。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像写我那本书一样，我不怕剖析自己，甚至有些问题是针对我自己。我觉得我真的是以心换心地去拍我的电影的。我是一个非常谦退的人，但是我同时是一个有脾气的人。按照过去的标准，我只能算是二类人才。第一类是有能耐没脾气，第二类是有能耐有脾气，第三类是没能耐没脾气，第四类是没能耐有脾气。
生活中有大光明
记：怎么会从琴童这个题材入手？
陈：这个故事源于中央台的一个节目。一个四川的父亲带着孩子在北京学琴，他像有臆想症似的，说：我儿子将来是世界第一。而且他不是跟你逗，他是认真的，而他也根本不懂音乐。这就打动了我。最后那个结尾，比我的电影沉重多了。小孩天天去饭馆拉琴，有一天他跟他爸说自己不想拉琴了，想去做生意。他爸特别伤感，最后，他真让孩子做生意去了。我其实是有点矛盾的，我不想电影是沉重的，我想它快乐。生活中真的快乐被我们忽略了，我觉得很可悲。举个例子，有一次在日本吃饭，是一个特别小的饭馆，旁边坐着两中学女生，她们笑得太灿烂了，我听不懂，不知她们在说什么，我让朋友告诉她们，我很感激她们，她们的笑声让我觉得很快乐。我有小孩之后，体会特别深。小儿子特别憨态可掬，而且独来独往，自行其是，原来人的本真是这样的。哟，生活中有大光明哪。
记：所以，可不可以说这是一个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的影片？
陈：我们是不是丧失了真正的快乐？这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问自己。我在英国拍戏，我就看到了特别多快乐的工人阶级：你有钱，那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贵族口音，但我就这工人阶级口音。居然有55%的人把自己称为工人阶级。但英国没有55%的工人阶级，从这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的心态是比较稳定，正常的。现在的中国，是拿一支棍在搅，整个是一桶飞速旋转的水。从这个题材，最能体现当代中国人追逐成功的心态。这也是尖锐性之一。我觉得大家总不能按照一种正常的方式去生活，文革的时候，政治斗争很厉害，大家特别怕从集体里剔出去，现在也特别怕从集体里剔出去，就是怕不能致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记：的确，现在的人们往往把成功当成幸福。您的片子首次揭示了这个事实。
陈：是这样的。有人提出最后你为什么让小孩和父亲见了面了？法国的媒体说，这不是好莱坞的拍片法，这是一个人性宣言，他们父子就应该在一块儿。这个就是幸福。幸福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但成功有时是自己无法追逐的。我就一碗粥，一碗咸菜，但我幸福，只要我爱的人在旁边。
记：媒体说您由历史向现实转型，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陈：我不认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靠细节取胜的电影，不是一个靠大的戏剧性结构去陈列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小细节是特别难以把握的，但我觉得我在这个片里做得挺好的，证明我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这个生活中的。说老实话，我过去老觉得这社会没文化，觉得我特别爱的那个文化让人给砍掉了，就像我小时候在云南西双版纳砍树一样，连根给砍了。包括我对北京改造，其实是特别有意见的。北京600年的文化，10年就没了。破坏是多么容易的事，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想做点旧梦，看看我们有文化的时候人是什么样子。但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对这个社会应该有态度，应该有关切。这是我最终选择这个题材的根本原因。所以，有人问结尾的问题，我就奇怪：你为什么要藐视普通的感情呢？
我申明我演得很不错
记：很多媒体似乎对您在片中的表演不认同，您自己认同这种看法吗？
陈：不是。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矛盾。我始终保持着谦虚的美德。真的，你一谦虚吧，一说演得不如专业的，别人马上就来了：这是他自己说的，他演得不好。所以，我再次特别在广州为自己申明：我觉得我演得相当不错。
记：谈谈对票房的期待？
陈：我不期待出现奇迹。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做，我相信会有好的口碑。我们的投资规模决定了影片是安全的。
我希望参加奥斯卡
记：听说《和你在一起》要参加奥斯卡，有这回事吗？您对参赛怎么看？
陈：参加奥斯卡没什么不好。我觉得在这个行当中间，要有自己的操守，要有所不为，有所为，但我们不能骗自己。这就是一个名利场，你不要以为是学术研究。只是你在这个名利场中，对这事儿要有自己的态度。当然，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市场做大，这是我们真正的愿望，但是在实现这个真正的愿望的时候，我们要不断地摸索这路怎么走。我在好莱坞工作过，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你不能因此就说：那算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我想都没想。我想，我都不一定有机会。这是个政府行为，要提名奥斯卡外语片，必须有国家主管部门的推荐才行。不是想去就去得了的。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不是决定人。
陈红：做陈凯歌的制片不容易
记：这个角色与你以往的角色都有很大不同，很多人一下都没认出你来。从造型和角色的拿捏上，你是怎样做到的？
红：当这个故事在陈凯歌脑子里有了一个模型的时候，他就确定了王志文、我和刘珮琪。虽然刘珮琪是小人物专业户，王志文身上本身也有桀傲不驯的东西，我身上可能也有直来直去的东西，但这些角色远远地在河的对岸，我们不知道怎样划向彼岸。所以，我们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为此，我还染上一个嗜好，就是专门往酒巴、夜总会里钻，去观察莉莉这样的人物。包括我们后来去日本，虽然片子已经做完了，我还情不自禁走到银座去看那些女郎。而在我的准备过程中，有一个质的飞跃，还要感谢韩国的河龙水造型师。在造型做出来之后的一瞬，我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支点。
记：演莉莉对你来说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红：凯歌当初定的调子就是要达到在浪漫和现实之间自由穿梭。我们每个演员都要求在虚和实之间达到平衡。最难的也就是这个转换中的分寸感。莉莉身上有很多故事，她骗过很多男人，她也被很多男人骗过；她渴望爱情，但她又不相信爱情。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前，她的生活就是醉生梦死。可是当小春走近她的生活之后，她发现人的生命不仅只有物质一根支柱，她还发现了良心，真诚、善良。
记：你在其中占的戏份不是很多。以后有没有可能专门为你量身定做一些类似的比较复杂的角色？
红：我们倒好像没有这样的工作习惯。如果有的话，我和凯歌结婚都有7年了，在《和》片之前就应该有了，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拍电影。我们是以一个大家都有表达冲动的题材做基础，而不是为某个人。
记：你对自己演技如何评价？有媒体对你演技有不同看法，你怎么认为？
红：我对自己从来没有什么评价。我喜欢演那种情感很浓烈的，而不是逆来顺受的、很压抑的角色，向太平公主就是这种。可能跟我自己的个性有关。像很早我演的琼瑶剧《水云间》里的汪子璇那个角色，敢爱敢恨，很有冲击力。而我做演员这么多年，很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往往是人家的批评，最能促进我进步。因为我这人很好强。我听了这样的意见，会要求自己在下一步戏里准备工作做得再充分一点。可是对有些报纸在片子还没剪就说我演技遭批判的说法，我很表示怀疑。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从何而来。
记：你对自己制片人的工作完成得满不满意？
红：说真心话，还算满意。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第二部戏，而且是和陈凯歌合作，要做他的制片是很难的。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产片，片比一般都是1：4，可是，他一上来就跟我说：陈红，对于我来说没有片比这回事。但是钱又只有这么多，很多规则又不能强加于他。怎样既符合他的要求，钱又不超出预算，我觉得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我基本上还是完成得非常好。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