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在大饥荒的灾难和文革的动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终于迎来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这一代人从小面对着比较窘迫的生活环境，接受的是艰苦奋斗的教育，白面馒头没有吃多少，补丁衣服却穿了不少。八十年代初思想文化开禁后，电影，音乐，图书，广播等媒介带来的西方国家社会面貌和生活状态的大量信息，带给人们巨大的视觉冲击。记得第一次看日本电影《追捕》和埃及电影《走向深渊》，当银幕上出现日本，法国等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豪华装饰画面时，大家都惊讶的不得了：“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竟是如此之高，并不是水深火热。” 各种不同渠道传来的信息如火柴一般，点燃了这一代人心中对新生活渴望的炽热火焰。到国外去看一看、闯一闯，实现人生之梦，似乎是这一代年青人设想的最佳途径。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出国热拉开了序幕。
比较有眼光的年青人早早就开始为出国做语言上的准备了。文革后恢复高考录取的七七，七八等几届大学生学外语的热情很高，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恶补外语。那个时期，外语学习资料缺乏，《英语900句》，《灵格风》等国外教材率先进入大学校园，《玛丽亚在北京》和《Follow me》是最早在中央台播放的口语教材。各种各样的语言补习班和英语之角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的不同角落。
那个时期上大学的年青人尽管胸怀大志却囊中羞涩，许多人甚至连最简单的听音设备都没有，如果谁有一台俗称“半头砖”的单卡录音机那简直让人羡慕的不得了。许多准备出国的人主要靠死记硬背勤学苦练记单词练语句，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拿到了出国的准行证。
当时的出国途径无非是公派和自费留学。自费留学主要是考取国外的高等院校并争取他们提供奖学金，而公派出国则是在争取到国外高等院校的留学或进修许可后由国家或派出单位提供往返路费及部分生活费用。对于准备自费留学之路的人士来说，最关键的是要通过国外院校的专业资格认证和语言考试，然后才是申请奖学金和争取签证。对于准备公派出国的人员来说，关键是取得国家部委的外派名额，当然，语言水平测试也是必须过关的。
最早的出国人员应当是在1982年至1984年之间随着七七届大学生的离校和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的毕业而迈出中国大门的，留学目的地主要是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较发达国家，学科则涵盖了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据说从那个时期到九十年代初有近三十几万公派或自费留学人员漂洋过海，实现了他们的出国梦。
这个时期出国的人与二三十年代老前辈出国留洋的目的有所不同。学习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分当然有，但将出国视为一个跳板，尽快摆脱贫苦，改善个人乃至家庭的生活，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出国目标。因此，这个时期出国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二选择留到了国外。当然，还是有相当部分的人学成后回国，他们逐渐成了国家许多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技术、业务或管理的栋梁之材，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比如教育部部长周济1980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他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新一代高官中罕见的具有“海归”、高学位及两院院士身份人士。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留学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有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两年访问学者的经历，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1986年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计算机视觉专业就读，另一名副部长程津培1987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在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周文重就读于英国马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曾就读美国密执安大学土木专业。近日，47岁的博士葛红林出任成都市市长，他曾在加拿大温莎大学做过两年访问学者。
八十年代中国的电影演员体育明星也一窝风似地出国。比较知名的比如在电影《小花》中担任女主角并荣获《金鸡奖》的陈冲，电影《小街》中的女主角张瑜，《牧马人》中的女主角丛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沈丹萍，《雁南飞》中的斯琴高娃，歌坛新秀苏小明，电影演员朱时茂，女主播杨澜，体育明星如女排的郎平，男排的汪嘉伟，网球手胡娜，乒乓球国手何志丽，梁戈亮，体操名奖李月久等，至于那个时期出国的艺术和美术界知名人士就更不计其数了。
那个时期出国的留学进修人员在国外的生活多数比较俭朴的，有的甚至在业余时间不得不打一份工，以补偿学习和生活费用的不足。即使是那些拿国家补贴的公派人员也是尽量节简。在国外他们吃方便面，肯冷面包，不舍得买高档衣服，少外出旅游，以便从牙逢里省出一些钱来，回国时给家里的亲戚好友带一点耐用消费品和礼物。记得蚂蚁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国后给孩子买一架钢琴。
当时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事莫过于某某从国外回来，带回了什么冰箱彩电，什么名牌音响了。各地出售各种免税进口高档家用电器首饰等商品的出国人员服务部业务火爆。根据国家规定，当时出国留学一年以上的人员回国后即可购买两大件两小件，在外两年以上该指标则翻番，许多人外汇不足或用不了，于是催肥了一大批盗卖大小件指标和兑换外币的“倒爷”。
北京北三环外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大概是这类商店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从国外归来的学子很多都在北京转机或转车，他们往往先来到这里购买他们梦寐以求的商品然后回到家里给亲友们一个惊喜。这里出售大屏幕平面直角立体声东芝彩电，健伍、松下高级组合音响，夏普录像机，微波炉，松下电烤箱，厨房多用机，高级摄像机，相机，三菱摩托车等等。一串串闪光的商标和名字，在整个社会追求物质享受，名牌产品相对紧俏的当时，拥有了它们就象身价提高了许多倍，满足了那些刚刚从贫困中走出来的一代人辛酸的梦幻和羞涩的自尊。
八十年代就象电视剧《围城》一样，没有出国的人争先恐后闹出国，出国后的许多人也是日思夜想地回国。留学归来人员有的专业技能得到了应有的发挥，逐步成为有用之材，也有的混的不尽人意。他们回到原单位以后不仅得不到妥善安派，有的甚至还受到嫉妒和排挤。他们真的后悔为什么当初不选择留在国外？这样的信息反馈到国外，结合一些其他因素，造成了更多的出国留学人员滞留不归，一些归国人员甚至寻渠道再度黯然出国。
八十年代的这股出国热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后由于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联合制裁而陷入低谷。之后再度掀起的另一波出国热以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为主，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没有多大关系了。后面的出国人员以自费为主，更多地选择了出国移民定居。
八十年代闹出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年朝气蓬勃的一代人已经年过半百或步入这个年龄段。他们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或即将毕业，有的效仿父辈的榜样再次踏上了出国的路。往事并没有如烟一般散去，回想那一段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切还是那样清晰和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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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眼光的年青人早早就开始为出国做语言上的准备了。文革后恢复高考录取的七七，七八等几届大学生学外语的热情很高，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恶补外语。那个时期，外语学习资料缺乏，《英语900句》，《灵格风》等国外教材率先进入大学校园，《玛丽亚在北京》和《Follow me》是最早在中央台播放的口语教材。各种各样的语言补习班和英语之角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的不同角落。
那个时期上大学的年青人尽管胸怀大志却囊中羞涩，许多人甚至连最简单的听音设备都没有，如果谁有一台俗称“半头砖”的单卡录音机那简直让人羡慕的不得了。许多准备出国的人主要靠死记硬背勤学苦练记单词练语句，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拿到了出国的准行证。
当时的出国途径无非是公派和自费留学。自费留学主要是考取国外的高等院校并争取他们提供奖学金，而公派出国则是在争取到国外高等院校的留学或进修许可后由国家或派出单位提供往返路费及部分生活费用。对于准备自费留学之路的人士来说，最关键的是要通过国外院校的专业资格认证和语言考试，然后才是申请奖学金和争取签证。对于准备公派出国的人员来说，关键是取得国家部委的外派名额，当然，语言水平测试也是必须过关的。
最早的出国人员应当是在1982年至1984年之间随着七七届大学生的离校和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的毕业而迈出中国大门的，留学目的地主要是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较发达国家，学科则涵盖了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据说从那个时期到九十年代初有近三十几万公派或自费留学人员漂洋过海，实现了他们的出国梦。
这个时期出国的人与二三十年代老前辈出国留洋的目的有所不同。学习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分当然有，但将出国视为一个跳板，尽快摆脱贫苦，改善个人乃至家庭的生活，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出国目标。因此，这个时期出国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二选择留到了国外。当然，还是有相当部分的人学成后回国，他们逐渐成了国家许多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技术、业务或管理的栋梁之材，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比如教育部部长周济1980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他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新一代高官中罕见的具有“海归”、高学位及两院院士身份人士。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留学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有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两年访问学者的经历，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1986年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计算机视觉专业就读，另一名副部长程津培1987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在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周文重就读于英国马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曾就读美国密执安大学土木专业。近日，47岁的博士葛红林出任成都市市长，他曾在加拿大温莎大学做过两年访问学者。
八十年代中国的电影演员体育明星也一窝风似地出国。比较知名的比如在电影《小花》中担任女主角并荣获《金鸡奖》的陈冲，电影《小街》中的女主角张瑜，《牧马人》中的女主角丛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沈丹萍，《雁南飞》中的斯琴高娃，歌坛新秀苏小明，电影演员朱时茂，女主播杨澜，体育明星如女排的郎平，男排的汪嘉伟，网球手胡娜，乒乓球国手何志丽，梁戈亮，体操名奖李月久等，至于那个时期出国的艺术和美术界知名人士就更不计其数了。
那个时期出国的留学进修人员在国外的生活多数比较俭朴的，有的甚至在业余时间不得不打一份工，以补偿学习和生活费用的不足。即使是那些拿国家补贴的公派人员也是尽量节简。在国外他们吃方便面，肯冷面包，不舍得买高档衣服，少外出旅游，以便从牙逢里省出一些钱来，回国时给家里的亲戚好友带一点耐用消费品和礼物。记得蚂蚁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国后给孩子买一架钢琴。
当时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事莫过于某某从国外回来，带回了什么冰箱彩电，什么名牌音响了。各地出售各种免税进口高档家用电器首饰等商品的出国人员服务部业务火爆。根据国家规定，当时出国留学一年以上的人员回国后即可购买两大件两小件，在外两年以上该指标则翻番，许多人外汇不足或用不了，于是催肥了一大批盗卖大小件指标和兑换外币的“倒爷”。
北京北三环外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大概是这类商店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从国外归来的学子很多都在北京转机或转车，他们往往先来到这里购买他们梦寐以求的商品然后回到家里给亲友们一个惊喜。这里出售大屏幕平面直角立体声东芝彩电，健伍、松下高级组合音响，夏普录像机，微波炉，松下电烤箱，厨房多用机，高级摄像机，相机，三菱摩托车等等。一串串闪光的商标和名字，在整个社会追求物质享受，名牌产品相对紧俏的当时，拥有了它们就象身价提高了许多倍，满足了那些刚刚从贫困中走出来的一代人辛酸的梦幻和羞涩的自尊。
八十年代就象电视剧《围城》一样，没有出国的人争先恐后闹出国，出国后的许多人也是日思夜想地回国。留学归来人员有的专业技能得到了应有的发挥，逐步成为有用之材，也有的混的不尽人意。他们回到原单位以后不仅得不到妥善安派，有的甚至还受到嫉妒和排挤。他们真的后悔为什么当初不选择留在国外？这样的信息反馈到国外，结合一些其他因素，造成了更多的出国留学人员滞留不归，一些归国人员甚至寻渠道再度黯然出国。
八十年代的这股出国热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后由于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联合制裁而陷入低谷。之后再度掀起的另一波出国热以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为主，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没有多大关系了。后面的出国人员以自费为主，更多地选择了出国移民定居。
八十年代闹出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年朝气蓬勃的一代人已经年过半百或步入这个年龄段。他们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或即将毕业，有的效仿父辈的榜样再次踏上了出国的路。往事并没有如烟一般散去，回想那一段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切还是那样清晰和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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