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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疮
1957年夏天，我已经差点半岁了，虽说受到家庭的娇生惯养，但还是瘦得皮包骨头。
最大的变化是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学到了上点文化；婆媳关系好多了，祖母和母亲没有了口嘴。
在母亲和祖母都很忙的时候，都是姐姐照管我，常背我到其他村子去玩。姐姐也很饥瘦，常常为了讨我不哭累得满头大汗。一天，我们俩一并摔到了田里，结果我倒没啥，姐姐挨祖母一顿打。没过几天，我身上出现了一些红点点，祖母和母亲都去找草药来煎洗，可越洗越凶，母亲决定去看医生。可她把我刚抱出门，社长周仲财来了，头一句话就很难听：“喂，你又想偷懒啊？上面决定这几天搞集体生产，你是干部家属，应该带头积极参加。”
母亲忙掀开我的衣服解释说：“你看看，这娃儿有肿毒，我得去找太医治治。”
周仲财看了看，不以为然：“噢，长了点痱子，怕什么？现在是‘大呜大放’，你看到的，那些自私的人多痛苦？”
没法子，母亲只有把我交给祖母，跟在周仲财后面走了。六姨进了新学堂，现在家里只剩下一老一小，祖母是尖脚，走不得远路；姐姐年幼，无能为力。现在我就医的问题只有靠爷爷和爸爸了。爸爸也是不可靠的，因为自从他当了干部，只有吃饭在家，夜深了才有可能回来。爷爷呢，这几天被农业社的活儿累得喘不气来，经常回家吃午饭的功夫都没有。祖母把我放在一个用烂箩筐改做的摇篮里，叫姐姐给我搔痒，独自上山采野药去了。傍晚，母亲收工回来不见祖母，原来祖母摔伤在山沟里起不来了。母亲把她背回家，给她敷了药，安慰了一阵子便来照料我。夜深了，父亲回来了，母亲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父亲看了看我的病情，不以为然，和周仲财的口气差不多：“一点小毛病，洗澡时多用点皂角就行了。再说，这阵子工事多，我的确抽不出时间来。一个共产党人，不能为了一点私事眈搁了革命工作。”母亲理解父亲的大道理，没说什么便哄着我入睡。我痒得难受不能入眠，一晚哭到亮，搅得全家人都没睡好觉。大清早，母亲找父亲商量，背窝里早已没人了。这时，祖你进屋来，说是等晚上收了工把我背到秦太医那里去治。我带病耐心地等着，痒得啼哭的时候，姐姐和祖母又用冷水给我冲澡。等到天黑，母亲收工了，怎么也没有等到祖母回来。母亲顾不上吃饭背起我出了门，准备去找秦太医。听说秦太医住在金鱼塘，有近二十里山路，人生地不熟，求医比登天还难，可母亲没有被吓倒，顶头稀疏的星斗朝前走着。运气不好，没走多远就摔在山茅厕里，两娘母没有求成医，倒粘了一身大粪，臭熏熏地回到了家，待母子洗漱干净，已是月落鸡呜。也怪，我掉了粪坑后身上的痒疙瘩居然消失了。
没过几天，我的脖子上又生了个疮，而且蔓延势头飞快。这次母亲拿不定主意了，到处去找父亲想办法。母亲好不容易在队上的大田里找到了父亲。原来父亲正在田里插秧，田坎子上有几个上面来的干部在指挥。这个插秧的技术和规模是空前的，俗称插“井”字秧，大行五线横纵成线，不能有丝毫弯度；每行四寸见方插四株禾苗，不能缺角……技术要求之高，难怪社员们返了无数次工也没有合要求。母亲好不容易和父亲碰上了头，还没有商量好给我治病的事，就被一个干部指责了：“高银章，干部要带头啊，是不是和老婆商量私事？”父亲的口才向来不好，搪塞更没有窍门了：“没……没有……私事……我是说这秧子栽密了要减产！”另一个干部吼起来：“一个共产党员，不相信科学，思想一点不先进，还说落后话，警防划为右派！”父亲没有再和母亲商量便向田中间走。
祖父和父亲都抽不出时间送我就医，就只有母亲陪我去了。当时我不懂事，只晓得哭，母亲含着一把辛酸泪背起我走了。我们两娘母刚上山路，就被周队长看见了。他说：“上面决定集中全部劳力投入集体生产，你还去走亲访友，想当资产阶级啊？”母亲很坦然：“不是……娃儿生疮，我背他去看太医。见娃儿这个样子，我都五心（星）不做主的，那还有心串亲戚哟。”周仲财挺敏感：“什么，你再说一遍……五星指什么？五星代表共党、毛主席，你敢说它不做主，纯粹的右派、资产阶级！”母亲直道歉：“我说错了，算我没说。”周仲财也没有再挖根，只是说：“你马上去搞生产，表现积极些，我可以给你隐瞒，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说完，一本正经地走了。母亲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把我背回家交给祖母，匆匆去了劳动工地。
隔了一天，我的病情不断恶化，脖子肿得和下颌一样平，声音嘶哑，时而休克，眼看有生命危险。这时，祖父义无反顾，搜空了家里所有的零钱，背起我直奔秦太医家。祖你年轻时，秦太医救过他，所以他们之间有老情。很小的一个疹所里，挤满了看病的人。秦太医见我病重，率先跟我诊治。他先把脓疮剖开，挤出了一大碗脓液，然后又拿出祖传的用麝香配制的药粉敷上，最后拿了一些吃药，还告诉了可行的扶理方法。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理疗，我的疮毒基本上好了。这时的我瘦如柴禾，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最触目惊心的是我脖子上的肉皮，消肿后出现了深深的褶皱，用手指轻轻一拈，能扯起好几寸长，活象弹枪皮子一样，就连姐姐有时候也怕抱我了。全家人见我这个样子都很伤心，受经济的限制拿不出滋补品来，所以只好干着急。
父亲思维一闲，就想重操旧业：打鱼、抠黄鳝给我补身体，可现在的田大部分都分给下了户，不敢乱动人家的，再说众人也没有养鱼的兴趣，集体就更不消说了。想来想去，父亲想到了土改时分得的那只猎枪，这还现实，去林子里打几只画眉之类的给我补补身子是可行的。于是，父亲偷偷配制的火药，利用来之不易的空时间打起鸟来。也只有响了那么三、四枪，一只鸟也没有捕着，却惹了个大祸：上面的领导把我父亲划为了右派！“罪状”有三：一是本人不信科学，和政策抵触；二是纵容家属说反党话；三是打鸟取乐想过资产阶级的生活。父亲觉得没有一条罪状能成立，只抓住一点顶撞了领导：“我说了集体田里的稻子要减产，你们秋后算帐就知道了。”领导并不服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搞亩产双万斤，不信你去看看吧。”领导把父亲带到了集体的稻田边，见稻田果真变了样：水稻茂盛得来扔下大块石块也掉不下去。父亲没敢辩解只好溜掉，后来才听说他们搞了移植：把别的田里水稻扯来放在了示范田的稻子行间。
秋收时，我的身体全好了。我感谢姐姐精心照料我；感谢长辈们痛爱我；特别感谢祖母每天在火笼子里用木炭炖饭给我吃……
长辈们心痛集体的粮食减了产，我最内疚的是这回生疮跟父亲背上了难以洗脱的罪名。
疮啊，你生得的确不是时候！
5 人民公社
我快满2岁的时候，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父亲划为右派后领导工作被罢免了，好在保留了党籍。周仲财当上了生产队的队长，领导水平提高了许多，在大会小会上都能高谈阔论。
这一阵的会义很多，开会的地点是在詹家大湾，过一条冲绕过一个小山嘴就到了。这里原是大地主的房子，有一间宽敞的大厅、十多间小屋和一个大场坝，又在全生产队的中心位置，是群众开会学习的好地方。
这一天，周仲财又把社员集中到了詹家大湾开大会，会议议程有三点：首先是周队长宣讲弘扬人民公社；其次是姚桂芳教唱《人民公社好》；最后是说私有财产归公的事。
我已经学会走路了，由姐姐陪着在家门口玩耍，祖母在一旁乐着。不一会儿，母亲跑回来了，大老远就朝着我们喊：“娘，今天的会很重要，凡是能听懂话的人都要参加，您带着玉兰来，我背郢文走。”母亲说罢背起我就走了。
会场够气派，到会人数创历史之最。病倒的人被抬来了，不能走路的残疾人也扶来了，能走路的小孩由大人领着，大家都和往常一样，眼睁睁地望着主席台上的周仲财。我、周富明和游地主的孙子游润槐差不多大，手牵着手在人群里穿行、嬉闹。不多久，整个会场被一群小孩子搅乱了，周仲财见状冒起火来，把我和游润槐揪上了台，指着我俩的脑门说：“一个地主的后代，一个右派的儿子，是不是大人支持你们搞破坏？我告诉你们，这是讲人民公社、讲无产阶级，你们不要惹火烧身！”
我和游润槐都吓哭了，那是我们还不会说完整的话，更听不懂周仲财说些什么。游二娘和母亲上台向周队长道了歉，才把我们俩带下来了。游二娘狠狠地打了小润槐一巴掌，我很幸运，母亲没有打我，父亲的双眼还充满怒火瞪着周仲财。
会议最后周仲财宣布：“大家要把一切私有财产交公，也就是解放初期分到的财产和你们家里的粮食、牲口之类的全部交出来归集体所有。”
散会后，祖母比谁都走得快，她以惊人的速度率先到了家。她把门关得死死的，把半罐子米倒在口袋中，又很谨慎地把它藏在灰槽里，等父亲他们回来时，她已累得满头大汗了。父亲休息了片刻，便安排起活儿来。不多时，高家的交公队伍出发了：父亲扛着土改时分得的风车走在前面；祖父挑着一担麦子、母亲牵着一头架子猪跟着；姐姐扛着猎枪赶着一只小羊儿走在最后。往返几趟后，家里几乎是一个空架子了。祖母抱着我在一旁叨念，说这样值价不交，那样给我留点，这些都被父亲一一拒绝了。后来，父看出了破绽，觉得大米不对劲，估计祖母搞了手脚，于是在灰槽里发现了那半口袋米。父亲把米袋提出来，狠狠教训了家里人一顿：“你们是公社社员，要像个社员的样子，如果大家都这样，哪还有什么集体？”
祖母不认输，把我从她怀里塞给父亲：“你看看这娃儿，瘦得像干豇豆，你忍心看着他以后挨饿？以后吃集体伙食了，他能吃粗食吗？这点米我得留着，熬米汤给他喝！”
父亲看着我瘦小的脸好久没不说出话来。
母亲过来捏着我的小手一阵酸楚：“你看这孩子，手杆儿小得来一掐都断，我们不忍心哪！这点米就留着吧，”
父亲在我的脸上亲了亲，把我放母亲怀里横下心来：“不行，我是党员，应该事事带头，要做榜样给群从看，我的处境你们是知道的，一切私有财产交公是我的职责呀。”
祖父理解父亲：“算了，交就交吧。今天开会你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对右派是盯得很紧的，咱们一清二白的，别叫人家抓住把柄为好。”
“说得很对。”父亲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说话要比人家短一截，凡事小心为好，大家相信，我们按党的指示办不会错。”
全家人再也没说什么了，只有祖母丧着脸很不怅然。父亲又进屋仔仔细细地查看了几遍，发现墙角外还挂着一件粘满灰尘的集体财产：土改时分得的那头猪的头骨，祖母为了避邪还挂在那儿。父亲把它取下来提着，扛起米口袋去了詹家大湾。
夜里，父亲翻来覆去睡不着，自己再大的委屈也能忍受，周仲财今天骂不懂事的孩子他总觉得心痛，为一个党的干部变得如此麻木在痛心。为了以前的交情和党的工作，父亲觉得有必要找周仲财谈谈。于是，他披衣起床，敲敲走出了小屋。
夜黑得好像把一切都扣在了锅底，父亲高一脚矮一脚来得周仲财房前，见他家的灯还亮着，隐约听见屋子里有说话声。父亲贴近窗户，听出周仲财和姚桂芳正在说悄悄话。
“留两口袋够不够？”姚桂芳问周仲财。
“算了，多了碍眼，我是队长，还会饿肚子么？”
“……藏在哪里？”
“后边坟地好些。”……
他们商量了好大一阵，便抬着口袋去了屋后的坟地，好大功夫才把两个口袋埋好。父亲躲在竹林里没有惊动他们。父亲恢心了，觉得凭他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挽救周仲财的。但是，他也不忍心集体财产受到损失，于是便把两口袋粮食抱出来扛到了保管室门口，并用石灰块在每个口袋上写了一个“周”字。
第二天，公社下来人了，由周仲财陪着，挨家挨户检查私有财产交公情况。检查的重点对像是成份不好的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不用说对我家的检查要过细了。公社干部在外面的坝子里给我们家庭成员上政治课，周仲财带着一两个人进屋仔细搜查起来，墙缝子、水缸里、床旯旮……无一放过。搜查结果，在墙缝里发现了一小包豇豆种籽。周仲财把豇豆种籽摊开亮在父亲眼前小题大做：“你看看，一个共产党员，对自己不过硬，你还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多远？”
父亲很想捅周仲财的老底，但是又没有证据，只是望着苍天说了一句话：“有人才真正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哩！”
一个公社干部过来，说话挺和气的：“……算了，要向周队长学习，把漏交的财产秘密交了公。”
周仲财苦笑道：“没什么，我是怕影响群从情绪，说我私自藏粮食，一点小事，不值得一提。”
干部们说了些无关紧要的便走了，父亲追上去把周仲财叫到一旁，悄声说：“你的事我清楚，以后不要再干了。”
“什么，你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周仲财理直气壮地说，“你不要抓屎糊脸，只有好好按党的政策办事才是唯一出路。”
父亲咬着牙吐出了三个字：“你——变——了——”
周仲财笑道：“社会在变，我还能不变么？总之，我不会变成右派，不会变成反党分子。”
父亲脸色气得苍白回到家里，倒受到了母亲的安慰：“要看得惯，不要凡事都往心里去。看远一点，现在是社会主义，好日子还在后头，别给周仲财一般的见识，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共产党。好好生生当一名人民公社的社员吧。”
人民公社，这个词深深地埋在了我最初的记忆里。
6 伙食团
私有财产交公后，社员们的饮食就集中在伙食团了。
伙食团设在詹家大湾，周仲财任生产队长兼伙食团长。詹家大房子中厅旁边的两间小屋作了厨房；大坝子是社员们的露天餐厅，里面安放了好几十张桌子和一些石礅；坝子旁边的屋檐用几根朽木围成了一条长廊，社员们吃饭排队就在这里边。
起初，社员们不习惯，经常不守规矩和不能对号入座挨训，或是伙食团煮的饭不够吃闹潮。我们家倒不存在，祖母早早领着我和姐姐到伙食团排好队，午饭后也不离开，靠着长廊等候着晚餐。我们几个小娃儿是幸运的，大人出工后，我们就在坝子里跑猫，闻到伙食团的饭香后，一个个都钻进厨房渴望恩赐。周富明最胆大，带着我和润槐去爬甑子。炊事员虽然大方，但不公平，当我们闹得凶的时候，他常常从甑子里抓起一把饭分给我们三个小孩，周富明分得最多；我只有一点点；润槐只有几粒，有时还打空手。周富明很可怜我和润槐，常常把赏赐的食物再分配，我们三个渐渐成了影形不离的好朋友。有时姐姐也跟着我们，但是她从不去闹吃和参与食物分配，时常去帮炊事员洗菜、添柴、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没过多久，社员们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生活标准变成了“二两八钱三”。这天早晨，社员们的生活就大变了样。我们家六口人，领到了一盅儿饭，一小钵酸菜汤。祖母把饭分成六份，每份只有一小砣。姐姐把自己分得的又给了一点给祖父、爸爸和妈妈，还说：“你们是大人，肚子饿了不能干活。”我也学着姐姐，把自己的饭全分给了长辈，也说：“你们是大人，肚子大，要多吃。”妈妈把她碗里的饭分给了我和姐姐，哄着我们说：“你们是孩子，不多吃饭长不高。”一家人的分饭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还是祖母作了总结：“给集体干活儿的多吃，上长娃儿不能少吃，我这个老婆子饿饿肚子没事。”说罢，她把饭全部分了出来。这样并没有了结，分来分去的饭都凉了，爸爸来了个折衷：“分饭到此结束，个人完成个人的任务，总的要求是不剩一粒饭、不留一口汤。”
爸爸这话说得挺大声，被周仲财听见了，他也没有发火，只是说了一句：“这是共产主义生活，说话要注意影响。”
过了一阵，我们全家连一盅儿饭也领不到了，按标准只有一盅儿的四分之三。听说润槐他们家更少，和我家一样多的人口，只能分到半盅儿饭，据说是因为他家是地主成份，不能与贫下中家划等号。这天，长辈们多半怕我和姐姐再分饭给他们，吃了一口饭喝了几碗上面还浮着一层蚜虫的蒜苗汤就离席了，小润槐端着一个空小碗过来，两眼还留着泪痕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两姐弟，我和姐姐把剩下的饭全给了他。小润槐几口吃下后又举起了小碗，等待着其他人的恩赐。这时，不少社员有的给饭，有的给汤，不多时，我们三个人碗里盛满了汤饭，各自几口咽下后打着饱嗝感激着好心人。有的社员发自内心说道：“我们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们呀。”
又过了一阵，社员们的生活更困难了。每人每顿只有一瓢儿清得像米汤般的稀饭，二个红苕粑。这稀饭倒几口就下了肚，红苕粑太难咽了：又苦又涩又有泥沙，实在吞不下去。我咬了一口怎么也吞不下去，大人们大口大口地咬，眉头一皱就咽下去了。祖父教我和姐姐：“不要尝，不要咬，用舌头顶几下就哽下去了。”我和姐姐都照祖父的经验吃，还真管用，努力吃下了一个红苕粑。第二天，腹胀腹泻的社员不少，我们家就只有妈妈的肚子痛得厉害，说什么她也不吃红苕粑了，我和姐姐都把稀饭留给了妈妈，可她说啥也不肯吃。祖父劝道：“要忍着吃，不然会饿死的。”这话又被周仲财听见了，他过来干涉道：“高大爷，说话小声点！现在是搞共产主义，怎么会饿死人呢，乱说小心被取起。”今天中午，我特意留了一个红苕粑，想起了我的好友明娃我润槐。我先找到润槐，分了一半红苕粑给他，他几口就咽下去了；我找了好久也找着明娃，放开喉咙喊了好几声，明娃才从厨房里跑出来，手上粘满了饭粒，我给他半个红苕粑，他看了一下就甩了，还说：“我有饭吃，不吃这喂猪的东西。”润槐捡起红苕粑，顾不上揩去上面的粘土几口就吃下了。再四处寻找明娃时，已被他妈妈拖到厨房里去了，紧接着听到的是明娃的哭声。
一天，周仲财告诉我祖父和父亲：“你们两个对伙食团有意见，这是对共产主义不满，问题是严重的，久而久之可能会惹出大祸来。看在我们两家有老交情的情份上，决定安排你们新的工作。高大爷去猪场喂猪；章娃去大战钢铁。现在我们几个伙食团建一个猪场，就在烂祠堂，不远，隔家只有几里路。章娃要辛苦些，到山里的香河铁厂工作，每天有白干饭吃，还有工资，包你满意。”
祖父和父亲都认为这是好差事，没有拒绝。第二天，爸爸卷起被盖出发了，妈妈领着我和姐姐送了好远好远。从此，家里冷清多了，还好，有祖父饲养完猪后回家陪我们姐弟。这阵子，祖父为了提神解饿，学会了抽叶子烟。祖父很喜欢我们，有空的时候，我给祖父端叶子烟竿儿；姐姐给祖父卷叶子烟；祖父给我们讲他给游家当长工的事，每次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过了一阵，有的社员烧起私锅来。有的煮的野菜；有的煮的没有交公的粮食。这件事被周仲财知道了，并给予了严惩：扣掉伙食团的饭菜，还要站排亮相，润槐一家就受了这样的惩罚。周仲财有了新的对策，每天派人上山巡逻，发现有炊烟的村子说立刻包围，处理了好大一批人后，四处无炊烟了。一天，游二娘来找祖母，偷偷给了祖母一小口袋儿米后悄声说：“郢文的身体不好，用这点米熬稀饭给他吃，……不是偷的，是我藏起来的，我的成份不好再也不敢煮了，你们这里背湾，不易发现，不过也要小心。”祖母谢了游二娘，并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遭到了妈妈当即反对。祖父的胆子要大些，说道：“不怕，现在我们家没有党员了，挂不起的。”开初，祖母用木炭火煨，因为没有烟雾，没有被发现。木炭烧完了，逼着用柴禾，煮第一顿就现了相。祖母很有心计，等周仲财闯进屋时，发现锅里是些药碴，还说：“我人老病多，没有几天的客了，全靠药保命，还多谢周队长上门关心。”这话说得周仲财哭笑不得，临走时只是说道：“明天药也不能煎了，再出现烟火拿你试问。”第二天，祖母煮饭的时候祖父也在家，为了安全，祖母派我和姐姐在坝子边上放哨，我们大老远就看见周队长朝我家走来，于是赶紧报信，祖母很快把锅灶收拾好了，一本正经地坐在木椅上喘息。祖父卷了一支很大的叶子烟使劲地抽着。周仲财进屋滋事时，祖父乐呵呵地说：“没有人敢动烟火，……是我在抽叶子烟。”周仲财被浓郁的烟味熏走后，大家都捏了一把汗，认为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决定收手不干了。
有天，游二娘背了一个黄南瓜领着润槐到我家来，说是叫我和润槐一块儿玩，并把一个秘密告诉了祖母：“现在烧私锅的风声很紧，在家里动火烟白天晚上都有危险，有的人选择了夜间在避静的山坳里搞野炊，这很安全，你们可以试试。”祖母一听动心了，当天晚上就把一家人约好去了山上。我们的南瓜汤还没有煮熟，有来了几家，其中游二娘也在。有炖青蛙汤的；有煮牛皮菜糊儿的；有搞红烧茄子的；……丰盛极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共进夜餐，充满着喜悦，所不同的是这种欢乐是无声的。
后来，山上的那些露天“厨房”也被发现了，人们又会怎样呢？
总之，大伙食团，小伙食团，只是年轮的一圈，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的确太深了。
7 猪场
伙食团养猪场的规模不小，有十几头母猪，近百头青猪，只有三个人饲养。另外两个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年妇女，一个叫余大娘，是三队抽调来的；一个叫李二嫂，是五队抽调来的。她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发牢骚，可一到养猪场，她们的性格变得温柔起来，从来没有跟爷爷红过脸——因为重活脏活爷爷全包了。
起初，饲养员们一天三顿都要回各自的伙食团吃饭，来回往返近十里路，实在劳累；后来，周队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破格将他们三个饲养员的粮食分出来，同意他们在伙食团里开私锅。
余大娘的岁数最大，便推举了她当炊事员。她在大炭灶里煮熟了几大锅红苕拌玉米粒的猪饲料后，就用余火做饭；按伙食团的生活标准，每顿只能吃上很清的玉米糊儿，顶多有时能放一撮米在里面。仓里有大个大个的红苕和黄橙橙的玉米，谁看了都会嘴馋，爷爷再三打招呼：“不能抠猪肚子。”周队长也经常有规律来猪场检查，多半是在就餐的时间，首先是看人的生活，然后才去猪圈转。还好，每次都通过了周队长的验收。他们三人在养猪场里，生活上没有占到便宜，而且身体越来越差，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心悸、气吁的症状。余大娘和李二嫂更吃不消，面色苍白，走路有气无力，稍微重一点的活儿就累得大汗淋漓。
这天中午，他们的小伙食团开饭了，三人围坐在石磨边，像往常一样各自从屋里带来的咸菜，盛满一碗玉米糊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爷爷刚刚吃下一口就愣住了，他发现今天中午的生活改善了，糊儿里多了点玉米粒和红苕块。余大娘和李二嫂吃得很香甜，不大功夫一大碗红苕玉米糊儿就下了肚。爷爷喝了一口舍不得吞，眼睁睁地望着这两个饿馋了的人，他好像有很多话要说，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只是说：“你们两慢慢吃，我的胃不好，想休息一下。”爷爷说完，端起碗到了母猪圈旁。他捉起一只瘦小的猪崽，精心地把那碗玉米糊儿喂进小猪崽的肚，然后到大炭灶边，倒了一碗白开水几口就吞下去了，摸出叶子烟袋儿，卷了一支很长的叶子烟对着炉桥一个劲地抽着。一连好几顿爷爷都是这样，爷爷用白开水充饥的秘密被两个妇女发现了，这一顿无论如何也把祖父推上了“桌”。余大娘不住地开导爷爷：
“不吃白不吃，你饿死了谁会纪念你？”
李二嫂也说：“我们多吃丁点儿算啥？一头少吃一口就带过了。”
爷爷听了直摇头：“集体的便宜我们不能占，要公私分明。我们要将心比己，想想其他的社员，他们在伙食团里吃个啥？”
李二嫂不同意爷爷的看法：“生产队这么大，就是任我们三人的肚子胀，也吃不垮的。”
爷爷当即反对：“你说错了！要是社员们都这样想，都这样做，这集体还不散架？”
余大娘说道：“别把问题弄复杂了，我们吃一点点猪食，工作积极些，把猪圈打扫干净点，把猪草煮熟点，饲养周到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看多吃也值得。”
爷爷耐心说道：“精心饲养是我们的工作，不能有半点含糊。总之，集体就是一个整体，大家要一个心眼，要不，还要政策干什么？”
他们三人经过好长时间的唇枪舌战，结果是爷爷获胜，两个妇女不同程度地默认了爷爷所讲的道理。爷爷今天的一席话，也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哲理，我想这也不过是一个正常人的心声罢了。从那以后，余大娘收敛了许多，只是偶尔抠点猪食罢了，爷爷也不拘束，同她们有说有笑聚餐，只不过爷爷每吃了一餐超标准的伙食，就用瓦片在墙上画一个小圆圈。
爷爷有时很久都不回家一趟，我想念爷爷的时候，就闹着要姐姐赔我去猪场。这一回，祖母病了，我和姐姐决定去猪场把爷爷找回来。我们来到猪场时，爷爷割猪草去了，只有李二嫂和余大娘在打扫猪圈。他们两很热情，在冒着热气的大锅里捞了两个熟红苕给办招待。我和姐姐不顾滚烫狠狠咬了一口，还没有吞下就碰上了爷爷，他快速卸下担儿，把我们俩手中的红苕拖过去丢在了大锅里，还用温和的口吻哄我们：“那是猪吃的，人不能吃。”
我们俩舔着小嘴半信半疑地望着爷爷，呆了好久姐姐才说：“奶奶病了，叫你回去。”
爷爷在我们脸上亲了亲，笑着说：“好，你们先回去，我收了工一定回来。”说完便去忙活儿去了。
我和姐姐踮着脚，舔着小嘴眼巴巴地望大锅里正冒着白气的红苕，迟迟舍不得走。李二嫂过来，从锅里捞了两个较大的红苕，在水缸里冰了一下塞给我们，小声说道：“你们快走，别让你爷爷看见……”
我和姐姐高高兴兴地出了猪场。我直催姐姐吃，姐姐捧着红苕不肯咬。我催了好几遍姐姐才说：“你吃吧，我这个给奶奶留着。”
我也开始懂事了，说道：“你不吃我也不吃，都给奶奶留着。”
我们在路旁摘了两片芋荷叶，把红苕包好放在了荷包里。
没走多远，爷爷追出来了，他捏了捏我们的荷包，吼起来：“拿出来，怎么偷东西？”
我吓哭了，姐姐不住解释：“……不是我们偷的，是阿姨送的……”
爷爷的态度依然很严肃：“快拿出来，集体的东西，咱们不能要！”
这时姐姐也哭起来，好在李二嫂出来解了围：“小孩子不懂事，别吓坏了他们，……是我给的，一两个红苕有什么了不起？”
爷爷并没不让步：“一两个红苕倒是小事，把娃儿的品性养坏了事就不小了。”
李二嫂见我们姐弟哭得伤心，直推我们走我们俩揉着眼望着爷爷不敢动，见爷爷再没说啥我们才退开了，一直退了好远才有了胆量转过身去。身后传来爷爷亲切的喊声：“玉兰，带好弟弟，你们俩走慢点，别去玩水，眼盯着路走，告诉你奶奶我收了工就回来。”
“嗯！”我们俩异口同声答应着，兴高采烈地走了。我们走了好远，回过头望去，见爷爷还在目送着我们，不住朝我们挥手。
今天的夜饭要开得早些，大概是余大娘考虑到爷爷要回家吧。爷爷今天吃饭特别快，几口喝下两碗玉米糊儿后，心惯性的在墙上画了个小圆圈准备返家。李二嫂挺心细，拦着爷爷问道：“这顿伙食没有超标，你干嘛画圈儿？”
爷爷指着李二嫂的鼻梁：“今天的事你晓得我晓得……”
余大娘更敏锐：“哦，是孙子拿了红苕的事……”
爷爷没有多说，披起汗衫儿转身朝外走去。他刚到大门就愣住了，把汗衫儿甩在地下就跳进猪圈里去了，时间不大便出来告诉两妇女：“我一听猪叫就觉得不对劲，有几头染上疾病了，天快黑了，我得马上采药去。”爷爷说完，背起背篓出了门。
一会儿功夫，爷爷扯了半背篓马蹄草、金钱草、苦蒿之类的良药回来，开亲自动手煎熬。
李二嫂过来说：“你家里有病人，快回去，这点小事我们能做。”
爷爷蹲着没有动：“我不能走，这是集体的大本钱，千万丢不得。”
爷爷硬是没有回家，等猪病全愈后，也不知过了几天爷爷才回家，这时奶奶的病由于妈妈的精心照料也差不多康复了。这回，妈妈倒没不说啥，奶奶却叽哩咕噜的，好长时间没有给爷爷说话。
到算工分的时候，两个妇女都是满分，爷爷的工分等于满分减去墙上画的小圈儿的个数，不用说，比她们少得多了。
余大娘和李二嫂起初有时背着爷爷偷吃红苕，后来她们两也改了，生活上与爷爷同甘共苦，携手为集体的富强努力着。
后来，周队长来到猪场，看到膘肥肉满的生灵，拍手叫好，爷爷因此破天荒受到了难得的表扬。
从那以后，我和姐姐再也没有去猪场了。
8 夜校
人民公社成立后，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低的问题更加暴露，上面来了指示，说是每个队办一所夜校，让贫下中农都来学文化。
我们队的夜校办在詹家大湾伙食团旁边的中厅里；里面安了好些木凳、石礅；前方的讲台是一个小衣柜；墙上用竹竿撑着一扇大门，当作黑板；粉笔是从解放前富人家的墙上抠下来的石灰块。
教室布置完备后，最棘手的找教师了，不过周队长心中早就有数，决定安排妻子姚桂芳任教。不过，为了民主，他还是提出来让社员讨论。社员们的反映让周队长失望，他刚一发话，群众的观点便统一起来：
“……选詹述强，他能说会道，可以当老师。”
“詹大爷文化高，保证能教好我们！”
“不准乱说！”周队长制止道，“詹述强是资产阶级，是大地主，你们想跟他学？你们是不是想吃二遍苦？我告诉你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找他？当心你们越学越坏！你们还叫他詹大爷，叫他个詹述强就冲穿天了。”
社员们没有吭声了，各自心目中在推选合格的人选，想来想去，没有一个结果，更没有想到姚桂芳。这事只有由周队长点拨了，他挥了一下手“啊”了一声把社员的注意力集中过来：“我给大家推选一个……姚桂芳，你们是知道的，她教大家唱《人民公社好》够棒吧。”
队长太太，谁还敢说什么呢，只好默认下来。教师确定后，学生入学虽说不报名，但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夜校只能由贫下中农参加学习，地主、富农、右派之类的靠边站。我爸爸是右派，所以我们全家都不能进夜校；润槐是地主的后代，他们一家也不能进夜校；詹大爷呢，不但不能进夜校，还是批斗对像。
开始上课了。头一天夜里，中厅里挤满了人，社员们在几盏昏暗的亮壶儿灯光下听姚桂芳讲课了。她教的内容很单一，也很有规律：先教大家唱《社会主义好》；然后写阿拉伯数字1、2、3、4、5……每天晚上都这样。社员们渐渐厌了，经常是喧宾夺主的局面，开小差的摆龙门阵的大有人在。起初，周队长见秩序乱了的时候，总要吼几声社员难以理解的政治话压堂，后来他也蹲在墙角打呵欠了。
一段时间后，“学生”们越来越少，周队长把政策放宽了，我家和游家的家属也可以进夜校，我们便高兴起来，因为我又可以和明娃、润槐一起玩了。我们一群小孩子，最相宜的是趁大人上课的时候，偷偷溜进伙食团厨房里去拣饭粒吃。
眼看学校快散班的时候，周队长为了稳住学生，又来了新花样，决定每天晚上批斗詹述强。这是搞政治，贫下中家不敢不参加。詹述强也似乎乐意群众斗，每天晚上都戴着老花眼镜早早站在讲台上低着头挨斗。没有啥内容，多半也就是跟着姚桂芳呼呼口号而已。周队长也没兴趣了，常打瞌睡，他有个坏毛病，一睡着就打呼噜。社员们听到呼噜声的时候，就叫詹述强摆故事、讲科学。詹述强没有推辞，给大家讲风雨雷电，教社员写字，群众个个都聚精会神。当周队长的呼噜声一停，大家又呼起口号来。不过后来还是被周队发现了，便下令解散了批斗会，又叫姚桂芳上课，这样的学习班越办越糟，周队长管不了，也只好妥眼皮，不久，学习班真的散了。
这天，社员出工了，教室里还有一群孩子在玩耍。周队长独自在教室里踱来踱去，他很惋惜这段学习生活，但是，全队的贫下中农里面一个高小生都找不到，又怎么能够挽救失败的命运呢？这时，有个别小孩学着姚桂芳的腔调，唱起了《人民公社好》。周队长的灵感来了，叫姚桂芳教这群娃儿吧，一来可以让社员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二来免省这群娃子早早去包围伙食团。中午社员收工的时候，他们新的打算给群从说了：“我决定在中厅里办个幼儿班，大家都把会说话的大娃崽送来读书。我们这辈人没有文化吃了苦头，可不能再苦了下一代啊，有了文化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希望大家支持。”
社员们没有不同意的，都说周队长的办法好。
爸爸是右派分子，照理说我和姐姐都没有资格入学，大概是周队长和爸爸是同年同月生的老庚，解放前有一段同甘共苦的经历吧，我们姐弟俩进学堂他没有为难。游地主的孙子润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死活把他拦到了校门外。
教室没有布置，将就夜校的设施，教师还是姚桂芳。教的内容和夜校的课程、方式一样：先教唱《社会主义好》；见孩子们烦了又教写阿拉伯数字；到孩子们唱写毫无兴趣的时候，又引导小伙伴做游戏。游戏很单调，男同学用长板凳玩七巧板，女同学在地上划方格修“房子”。后来同学们非凡了，玩起了自己创作的游戏：跳拱、跑猫、抓小偷、爬竹荡秋千、到田边打水漂……游戏活动越来越危险，哪还有不出事的。一会儿这个流着鼻血找老师，一会儿额上长青包找麻烦……姚桂芳断公道累得够惨，有的家长为了避险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去了。还好，没有一个找姚桂芳麻烦的，因为社员都怕周队长。姚桂芳见势不妙只好把孩子们憋在教室里，继续教歌和写数，同学们毫无兴趣的时候，就叫孩子们扒在凳子上打瞌睡，没有睡意的也要拱头闭眼。我人小不懂事，也不知道什么是规矩，常常睁着小眼睛到处瞅，经常看到润槐在门外大老远望着教室里，有时我也去把他拖进教室来，姚桂芳见了又把润槐牵出去，还悄声对我说：“要划清界限……”我听不懂老师的话，见到润槐就往教室里拉，后来姚桂芳也睁只眼闭只眼了，我们俩都很感激姚老师，每当看见姚桂芳的脸色不好时，我们便赶紧异口同声地喊一声“姚老师好”就没事了。
我和润槐渐渐放肆起来，用尖瓦片、短棍儿之类的敲墙缝，这次收获可大啦，我们透过墙洞看到了詹述强，原来中厅旁边是他的小屋，他戴着老花眼镜用食指在手心里比划。我们把墙洞扩大了，姐姐和周富明也挤过来看詹述强，还同我们并肩深挖洞。起初，詹述强隔着墙洞教我们学文化，不大功夫，我们都能写好多字了；后来，我们把洞扩大，干脆钻到詹述强家去学习。这个秘密被姚桂芳发现了，这回他没有干涉，因为她太省事了，自从有了墙洞，孩子们惹事生非的事少多了。不久，差不多了孩子都钻进了詹述强小屋里，把詹述强都挤到了柜子上讲课。姚桂方这回开窍了，居然把詹述强请到教室里来堂堂正正地给孩子们讲课。詹述强也很小心，他讲课的时候，总要提醒姚桂芳到门口放哨。
有一天，周队长冷不防出现在教室门口，姚桂芳倒没啥，詹述强却赫得哑口无言了。周队长先是满腔怒火，但见到“黑板”上几行规规矩矩的正楷字时，强烈的火气也冒不出来了。詹述强愣了片刻又一本正经的地教起来，惹得周队长心中也在跟着默念。呆了好大一阵，周队长才把姚桂芳叫到一旁，埋怨道：“你怎么找他教呢？他是大地主成份，没有资格当老师。”
姚桂芳不服气：“能者为师，人家文化高，能教出道理来，这与家庭出身有何相干？”
这回周队长很耐心：“这是政策，我们只能执行。”
姚桂芳觉得自己在理：“什么是政策？你吃透了没有？哪条哪款规定，你读来听听！你都不识字，还讲什么政策？我看啦，你还得多学着点，免得党的政策一下来就被搞歪了。”
周队长觉得妻子说得在理，但又放不下面子，只是说了声“你给我小心点”便退开了。待姚桂芳进教室后，周队长贴着窗户听了好久也没不离开。他想：政策，什么是政策呢？没有文化，就是依葫芦画瓢也要走样啊。
这时，一群孩出教室撒尿碰上了周队长，都吼了起来：
“欢迎周队长来读书。”
“大人跟娃儿一起读书，羞死了！”
周仲财瞪了孩子们几眼怆惶走了。
后来周仲财把“夜校”改名为“白校”，觉得不合适又把“白校”改名为“夜校”，也不知改了多少回，最终人们也不知称什么“校”了。但是，不管怎么称呼，大家总是满意的，因为这里能真正学到文化，就连我也能写全家人的名字了。
9 过年
1959年春节快到了，人们都在掰着指头盼着，听说今年要庆祝“三面红旗”的胜利，充分体现共产主义生活，要把春节过得热闹、丰盛，这么好的消息庄稼汉没有不高兴的。
要过一个好年，首要的事就是宰猪。今年碰上大灾，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了，猪的饲料也断了好长时间了，爷爷正为这件事着急的时候，一场罕见的瘟疫降临，猪的圈存很快下降到三分之一以下。有的养猪场更惨，听说扫了圈；我们队的养猪场由于爷爷的精心饲养，保下了几头母猪和十几头青猪，但都瘦得皮包骨头。
这阵子，爷爷正为过年没有肥猪杀泛愁。腊月二十几头，周仲财领着几个陌生的干部来到猪场，宣布了一个新精神：要大力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赶几头青猪去支援其他死光了猪的生产队，让大家都过上一个幸福的春节。第二天，别的生产队的社员来领猪，爷爷把稍微大点、肥一些猪撵出来让别人选，这样，圈里就只剩下几头怀孕母猪和两三头百十斤的瘦小青猪了。这时，其他两个饲养员都责怪爷爷笨，爷爷不在意，总是乐呵呵地说：“过年了，让人家也粘点油腥，社会主义嘛，应刻有福同享。”
今年是腊月二十九过年。腊月二十八下午，爷爷按周队长的指示，把唯一的两头青猪赶到了伙食团。周队长看了看很不满意，说道：“……皮包骨头，乍像过年的？再去赶两头来。”
爷爷说：“剩下的是怀孕母猪了……”
“怀孕母猪也得赶来，就是猪崽也得杀。”周仲财武断说道，“今年的春节意义不同，上面还要来人看我们伙食团的生活，安心让人家看我们啃骨头是不是？”
爷爷坚决不肯：“说啥也不能宰母猪，不能让明年再受灾。”
社员们也和爷爷有同感：
“将就将就吧，有多少吃多少……”
“母猪杀了可惜了，我们还要考虑明年啊。”
周仲财不住摇头：“不行，这不是吃多吃少的问题，是体现共产主义生活标准的问题。我也是为了众人好，考虑到大家辛辛苦苦劳累了一年，也应该好好饱餐一顿。你不给我一个面子也得给上面的领导一个面子，给社会主义一个面子啊。”
其他的人都说不服周仲财，结果，周仲财不顾爷爷的阻拦，另外派了两三个社员去猪场赶了两头怀孕母猪来。我们这一群娃儿，看见越来越多的猪被杀，都乐得边跳边吼。晚饭后，很多社员都等着看杀猪，天已经黑了，大部分人才离去。这时，明娃、润槐、我和姐姐都没有归家的打算，因为我们四个有共内的念头：等猪血流出来了每人盛一小碗当墨用，省得奶奶天天刮锅烟末当墨；再就是等肉煮熟后每人去要一块骨头啃。
天已经全黑下来，闲着看热闹的人都散去了，只有一群孩子不肯走，踮着脚在远远的望着伙食团厨房门口。这时，厨房的屋檐下挂起了两盏大亮壶，我们听到磨刀霍霍的时候，心里便紧张起来，因为各自都还没有找到装血的小碗。这时姐姐出主意了：“明娃，你爸是队长，你去厨房里借四个小碗，没人不准的。”明娃答应着进了厨房，很顺利就拿到了四个小碗出来。一会儿，等猪叫唤的时候，我们四个便涌了过去，伸出小碗，各自盛了满满的一小碗血，周队长见了正要咬牙发怒，但见明娃给我们在一伙气也就消了，只是吼了一句“快滚开”便忙他的事去了。我们都很高兴，把血碗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竹林底下，便到坝子边上的石头上坐着，远远地瞅着热气腾腾的“屠场”。姐姐挺有心计，怕猪血被狗吃，便派个人去站岗，我自告奋勇地报了名。为了血碗的安全，尽都争着要去当保卫，最生还是润槐争赢了，他说：“我是小地主，肯定到厨房是要不到骨头的，就让我去。”大家同意了润槐的请求。
等啊等啊，我们全都不困，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月亮升起来了，照得大地如同的昼。见周队长拿着个酒瓶子喊道：“明娃、明娃——”
明娃答应着飞快地扑过去了，他爸拽着他进了厨房。这时一股香气溢出来，我们估计肉煮熟了，便一齐奔了过去，周队长挺大方，说道：“给他们一人一块骨头，别再来守嘴了。”我们每人得到一块大骨头高兴极了，忍着烫用衣服兜着进了竹林。润槐见我们俩姐弟有收获高兴万分，直伸出小手过来捏。姐姐说：“不忙，等明娃出来了再分。”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明娃出来，最后，厨房门口的灯灭了，大门也关了，还是没有等到明娃。姐姐知道明娃不会出来了，于是便决定分骨头。可是，只有两块骨头三个人怎么分呢？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骨头上的肉撕下来，然后做成三份摊。结果，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抠过去，啃过来，也只得到一小把肉。不过大家也很高兴，姐姐精心把它分成三份，各自捏着一小撮肉都舍不得吃，放在鼻尖闻一闻便忍着了。姐姐见状提议：“大家都舍不得吃，我们就不吃，给大人留着。”我和润槐点了头。姐姐又说：“现在把肉做成两家分……”我明白了姐姐的意思，不顾润槐的推辞赶忙把自己手里的肉分了一半他。我们刚想动身回家的时候，姐姐又有了新主意：“詹大爷是我们的老师，不如把肉给他吃。”“行。”我和润槐异口同声答应了。
我们来到詹述强的小屋前，敲了好几下门也没有人应。正当我们着急的时候，一个黑影在我们后面出现了，透过月色一眼就认出那是詹大爷。詹大爷把我们领进屋，点亮了小油灯，喘息着说：“谢谢你们来看我，我看见你们就好像看到了希望。别怕，其实我并不是大地主，只是詹当家的侄儿，从小念书，没个剥削过人，现在我给他一个户头就跟着倒楣了。”我们不完全明白詹大爷的意思，各自只好表明自己的来意。詹述强推辞了一阵终于收下了我们手里的肉，并把我们送出了门。
我们去端了小碗离开伙食团刚上小路，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我叫了一声“妈妈”便扑了过去。姐姐也很惊奇：“妈妈，你什么时候来的？”
母亲微笑着说：“我早就来了，一直尾随着你们，你们的一举一动我全看见了。你们想想，娘放心得下吗？”
我们在妈妈的扶送下回到家里，不过这一夜始终没有睡好，因为老是闻到肉香味。
第二天中午，全队的人都聚集在大坝子里吃年饭。每张桌子放了一瓶火酒、一盆回锅肉和一盆菜头汤，热气腾腾的，好香哟。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我们家和润槐家被安排在一桌。宴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讲礼，唯有我家高兴不起来：一是爸爸大战钢铁已经两年没不回家过年了；二是奶奶牙不好刚吃头一块肉就被卡住了，使得妈妈不住给她捶背。接着，润槐她妈游二娘也被卡得直冒眼泪。爷爷很不痛快，呷了一口酒说道：“尽是些老母猪肉，火候都不到乍咬得动？”
这时，周仲财在厨房门口拉开了洪钟般的嗓门：“今天是共产主义的春节，是咱贫下中农的春节，大家吃饱喝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不过，大地主、坏分子不能与我们同乐，现在我们要把詹述强揪出来，看看我们革命群众是怎样当家作主的。”
其实，詹述强早都在屋檐下，现在只不过规规矩矩地站在了高板凳上而已。
这时的欢乐气氛居然大减，有的人还小声发起牢骚来：“过年一场，就尝几块肉给人家吃吧。”
爷爷一下子明白过来，今天能吃上老母猪肉已经够人情味了，因为青猪肉是贫下中农吃的。不过，也有不少好心人，他们主动和我们结合，起码明娃够朋友，他给我们端了一碗软软和和肥肉来。
不一会儿，上面的领导来了。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瘦高的个儿，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粗布衣服，膝盖和肩上都打了补丁，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听说他姓谬，是公社书记。他来到众人中间，了解了一些情况，很多深奥的话我都听不懂，只知道他最后对周仲财说：“……不能过左过右，没有吃透政策不能盲目行事，凡事要讲实际、讲平等，我们干部不能特殊……”
我们总觉得过年不愉快，还不知道大人们是怎样想的。因为，我们虽然用猪血在家门口写了好多大字，但是要和詹大爷划清界限再也不敢去找他教识字了。
10 大战钢铁
爸爸去大战钢铁后从没有过家，竟管有时也捎过信去，但总是没有回音，所以，全家人都很想念他。春节刚过，祖父母就急了，硬要催母亲去山里探望父亲。其实，母亲更想念父亲，经常在噩梦中见到父亲在烈火中挣扎。我和姐姐在夜里的呓语里也常常呼着父亲的名字。
正月初几头，我们把“远征”的计划定下来了。从家里到香河铁厂，有一百多里路，要花一整天的时间还不敢耽搁。出发前的那天夜里，我们都没有睡好觉，天还没有亮，奶奶就烙好了两个大麦粑用芭蕉叶包好了，催着我们上路。妈妈简单打扮了一下，穿上陪嫁时一直舍不得穿的那双布鞋出了家门。我们刚走不远，姐姐追出来了，拉着妈妈的衣角撵路，慈哀哀地说道：“我也要去见爸爸，我好想他哟。”妈妈安慰着姐姐：“……太远了，你的脚会走坏的，等我们带好消息回来吧。”姐姐跳了跳不住示威：“你看，我能走，我还可以帮着背弟弟哩。”妈妈劝道：“奶奶有病，你在家照看她，我们过两天就回来。这回弟弟去，二回你去，妈妈决定办到。”妈妈说完，打开怀中的芭蕉叶，塞给姐姐一个麦粑。姐姐摇着头推开妈妈的手说道：“我不要，留着你和弟弟吃，饿了会走不动的。”姐姐再也没不说什么了，点着头望着我们离去的背影。
这时，刮起了大北风，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们才上了通往县城的马路。我在妈妈背上被盖得严严实实的，听到妈妈踩着浮动的碎石哗啦响时，我便激动起来，掀开遮头的衣服闹着要看汽车。妈妈不同总是说：“风大，你会被吹坏的，等有汽车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于，我在妈妈的背上静静地等着。过了很长时间，终于听到了妈妈的喊声：“快看，有车了。”我连忙掀开“头巾”，朝前望去，看见前面有一架马车。我催着妈妈追了上去，跟在马车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那是一架载坛坛罐罐的车子，前面有两匹马艰难的拖着，车夫下了车还在后面推，车上的坛子已破碎了许多。妈妈见车夫废劲，便凑过去帮忙，后来我听到车夫说：“你们赶路吧，路坑坑畦畦的，车子快不起来。”妈妈背起我走了，不多时，连马蹄声也听不见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县城，这时，我想撒尿，妈妈带着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混合厕所。我小便后出来，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虽然那些建筑都很陈旧，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房子，特别是那些正冒着热气的小餐馆我还是平生第一次看见。妈妈也有些累了，领着我到了一家小食店门口要了一张凳子坐下歇脚。店里，竟管店小二不住的吆吼，却还是没有人光顾。店小二揭开柜台上的幔子，递来一个馒头说道：“吃吧，又大又白又热……”妈妈捏了一下空荷包后，从怀里拿出麦粑来说道：“不吃……我们不饿，我们有这个……”这时，麦粑已冰凉了，妈妈给店小二要了一碗热汤，撕了一块粑泡在里面温热后叫我吃。我说妈妈辛苦得她吃；妈妈说儿子还小得我吃……我们这样推来让去的，待车夫赶到的时候，那块麦粑还浮在汤面上没有动。车夫进了小店，买了两个馒头吃起来。我瞅着车夫不转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馒头，更不知道它是什么滋味了。车夫大抵看出了我的心思，把剩下的一个馒头塞在我手里，我不敢收下只好望着妈妈。妈妈难为情了，只好拿出一个麦粑给车夫换。车夫也只要了一小块麦粑便走了。我连忙把馒头塞在妈妈嘴边，她知道会这样没完没了下去，于是说道：“你吃馒头，我吃麦粑，快些吃下去好赶路。”我咬了一小口舍不得吃，说道：“还是给爸爸留着吧。”这样，无论妈妈怎样哄我，我都一直把馒头留着。妈妈把那碗汤喝下后，硬要我把剩下的麦粑吃下再走，无可奈何，我们母子只好把麦粑分吃后才上了路。
这时，风刮得更大了，通往山区的公路依然不平坦。我虽然只有两岁多，但挺懂事的，刚出县城的时候，我便硬要争着下地走路，妈妈不肯，总是哄我说：“你还小，要被风刮走的。”谁知我说句话使妈妈无言对答：“被风刮走才好哩，一直把我刮进山里，刮到爸爸工作的地方，免省你背我。”妈妈听了笑着夸我：“你真会说话，我就让你走一程吧。”妈妈放我下地，这时我拿出了勇敢精神，居然跑到妈妈前面去了。妈妈追上我说道：“唉，要是有车就好了，用不着劳累我们两娘母。”这下我不肯走了，硬要等着看汽车。妈妈说：“不能逗留，我们边走边看吧。”妈妈牵着我走了好远的路程，也没有碰上一辆汽车，顶多只有一两架马车经过而已。我丧失信心了，又不喜欢妈妈背又不乐意走。妈妈鼓励我说：“现在，汽车还没有造出来，等将来你爸爸他们炼出了铁，就会造很多汽车出来，到时候你数也数不清，我们还会一人开一辆车哩。”“太好了，我们快点去找爸爸！”我高兴地叫着，感到无比自毫，觉得爸爸越来越伟大。
我累了，妈妈把我背在了背上，封得严严实实的。不过我在妈妈背上总是不安宁，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远、已经到了什么地方、来了汽车没有、有好看的要告诉我……妈妈总是“嗯嗯嗯”直赶路。我扒在妈妈背上，能清楚地听到骄健的脚步声和呼呼作响的风声。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到山高场的时候，已是中午过了。这个场镇坐落在山顶上，只有一条小巷和几家店子，当然也有卖馒头的小餐馆。妈妈把我解放了，这回，我并不对小餐馆感兴趣，却被那些从未见过的大山迷住了：蜿延起伏、高耸入云、苍翠碧绿……我人小不会抒发，但有一个起码的愿望：要是我的家在这里该多好啊。我们逗留了一会儿，妈妈拿出剩下的一个麦粑分了一半给我，说道：“我们边吃边走，还有二十多里就到爸爸厂里，我们争取在天黑前赶到。”我望了望餐馆，结果被妈妈拉走了，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去要口热汤喝。我吃完半个粑后，妈妈又背着我艰难地朝前走着。
我们快到香河铁厂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远处的山岭渐渐模糊起来。我很早就催妈妈放下我，她总是吓唬我，说：“要快点赶路，天黑了有老虎。”我只好掀开衣服朝外张望，这时映入眼帘的和山高迥然不同：山更大更陡，光秃秃的没有绿色。妈妈说：“先前这里的树子更多，现在被砍去炼铁了。”我一看果真同妈妈所说的，有的伐木工还在拉锯，不少大树随着锯声起落正在倒下；马儿拖着大车小车的树子正往厂里赶。我使劲地扬起头，想看见爸爸也正拿着大锯子。结果一至到厂里，也没有见到爸爸的踪影。
我们到厂里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四处亮起了明亮的灯光，这种夜景我也是头一回看见。我们四处打听，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说是在炼铁车间。我们到炼铁车间逛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爸爸，最后我们只好向两个正在拉大风箱的工人打听，其中一个工人回过来望着我们不转眼。这个人看上去四十岁上下，最显著的特点是面目又瘦又黑、须发又乱又长。他愣了一会儿才告诉我们：“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啊？！”妈妈尖叫起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爸爸露出白牙齿笑道：“炼铁工人本来就是这样。”这时，我一边在妈妈背上挣扎一边亲切地喊道：“爸爸，爸爸……”我们三人亲热了片刻，爸爸又转过身去专心专意地拉起了大风箱，似乎忘了我们两娘母的存在，过了很长时间，爸爸才拉着我们出来，指着半山腰的一缕灯光说：“你们去那儿睡觉。”说完，便转身忙工作去了。
我们废了好大功夫，高一脚矮一脚地摸到了目的地。原来这是一间茅草屋，住着一个孤老太太，对人挺热情的，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忙拿出糖块给我吃，还端出热水来叫妈妈烫脚。老人喘了一口气夸起爸爸来：“高银章啊，是个大好人，没有敢跟他比。上次厂里发生火灾，他冒险在火里救出了好几个人，结果自己被烧伤了……后来，厂里给他记大功，给他奖金说啥也没收。我这老婆子年老病，他经常来看我，还掏钱给我治病，真比亲生儿子还好。你有这样一个好丈夫，没有嫁错人。”妈妈听了这番话很欣慰，我也敢大口大口地吃糖块了。我们在老太太家吃了盅儿饭后，一上床很快就熟睡了。
第二天起床后推开房门，到处银妆素裹，原来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雪。我们顾不上吃早饭就去了厂里，这时，爸爸依旧在拉大风箱。大白天我才看清楚了，原来这是天底下最大的风箱，有一米多高、好几米长，两个人跑来跑去像跳舞似的使劲拉，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喘着粗气不敢打晃。爸爸见我们来了，便一边拉一边说：“对面那间大工棚是厨房，你们吃饭去吧。”我和妈妈进了厨房，原来厨师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两盅儿饭，一盆子莲花白，一边催我们吃一边闲聊：“……银章太检省了，又大公无私，说不定你们吃了这一顿，他又会几顿不来拿饭哩。”我听懂了厨师的话，我和妈妈想到一块了，还了一盅儿饭给厨师，说道：“我们两娘母吃一盅儿饭就够了，这一盅儿饭给银章留着。”厨师拒绝道：“你们竟管吃饱，就算我办招待。”结果，我和妈妈也只吃了一盅儿饭，火速去了车间准备替爸爸下来吃饭。我人矮踮着脚刚好抓到柄子，要想帮爸爸拉风箱是不可能的，只有妈妈去拉了几下就甘拜下风了。爸爸笑道：“我呆会儿换了班才去吃饭，你们先去厂里参观吧，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妈妈领着我开始游览起来，发现这里的确像个大厂，到处都是临时厂房，工人们都在尽职尽责地忙碌着。见到最多的要算运木炭、运木材的马车和被人拉得轰轰响的大风箱，就是没有看到汽车。我疑惑着问道：“妈妈，工厂里怎么没有汽车？”妈妈回答很轻松：“等铁炼出来了就会有很多大汽车。”后来我们来到一个好地方，这里有堆积如山的木材大火中被化为木炭，这时这才知道炼铁要用木炭。大雪天呆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暖暖和和的，再也不僵脚僵手了。到了中午，妈妈见我没有离开的念头，干脆说道：“今天中午我们不去吃饭，就在这里烤火，要不，你爸又要饿一顿了。”我一听拍手称快，妈妈怕我困，还不住编故事给我听，至今我都还记得《龟兔赛跑》的故事。傍晚，我们又去找爸爸，见他还在拉风箱。妈妈吃惊问道：“你没有下班？”爸爸说：“有人病了，我给顶一下。”过了一会儿爸爸又说：“你们明天回去吧，现在厂里的生活也很紧张，没有客饭，呆久了会有闲话的。”妈妈望着爸爸，隔了一段时间才点着头离开了。
夜里，我们又同孤老太太睡了宵，道谢了老太太后，我们又去跟爸爸辞行。这时，到处还是银白色的，虽然只下着小雪，但地上的积雪还厚厚的没有融化。我们老远就看见了父亲的身影，他依然在拉着大风箱。我们过去后，爸爸指点道：“去伙食团拿两盅儿饭回去给老人吃，等铁炼成了我再回来看望他们。”妈妈带着我去了厨房，并把爸爸的意思给他说了。厨师太大方了，没有给我们盅儿饭，却给了一小口袋儿米叫妈妈带回家。我们多谢了厨师走了，可没走多远，爸爸拿着两盅儿饭追上来，换去了米口袋儿，说道：“我是共产党员，不能特殊，你们快走吧，别在这里给我添麻烦。”妈妈一听了这话一阵辛酸，还没有来及申辩，爸爸早已走远了。
妈妈背着我在雪道上艰难地走着，还没有到山高场，她的鞋已经全破了。这烂鞋子她也舍不得丢，说回家纳个底还可以穿几水。到山高场的时候，妈妈的脚已经冻得像红萝卜似的。我怎能忍心，硬要妈妈进一家小吃店歇脚。这时，店里有一两个人在吃面，我长这么大了，还不知道面条是什么滋味，于是求道：“妈妈，我想吃面。”母亲一听，眼眶一下子湿润了，心里十分难过：哪里有钱买面条吃呀！当我用希望的眼光瞅着母亲的时候，她苦笑道：“饭比面条好吃。”母亲说罢，从包裹里拿出凉得如冰的一盅儿饭来。我坚决不同意：“妈妈，……给爷爷奶奶留着吧，我们赶路，回家一块儿吃。”母亲没有听我的，去要了一大碗汤，分了一小块饭在里面，硬要我吃下。当时我也很懂事，竟然把母亲说服了：“妈妈，你是大人，又要背我，你得多吃，要不，我们都会回不了家。”结果我和母亲共同吃下了这碗汤饭后，离开了山高场。没走多远，母亲的脚被磨破皮了，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个鲜红的脚印。母亲忍着疼痛向前艰难地走着，当她看见路旁有个草堆时，便过去搓了两根绳子缠在脚上，又继续赶路。我看到这一切，忍不住哭了。母亲安慰着我，又编故事给我听，渐渐地，我终于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母亲叫醒了我：“郢文……郢文……到家了！”我立即睁开眼睛打起精神来，朝前望去，熟悉的故乡果然出现在眼前，而且，大老远就看见姐姐坐在当门的磨刀石上望着我们这边。姐姐边跑边喊：“妈妈——弟弟——”
夜里，我们全家人都吃上了难得的盅儿饭。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盼着爸爸回来，因为我相信，只要爸爸一回来，马路上就会有汽车跑。有一天，爸爸终于回来了，当妈妈问他炼了多少铁时，父亲很酸楚地摇了摇头。
不过，我总觉得满足了。正因为父亲去大战钢铁，我才有机会看到马车、大风箱、大火炉和吃上白生生的盅儿饭。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4 生疮
1957年夏天，我已经差点半岁了，虽说受到家庭的娇生惯养，但还是瘦得皮包骨头。
最大的变化是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学到了上点文化；婆媳关系好多了，祖母和母亲没有了口嘴。
在母亲和祖母都很忙的时候，都是姐姐照管我，常背我到其他村子去玩。姐姐也很饥瘦，常常为了讨我不哭累得满头大汗。一天，我们俩一并摔到了田里，结果我倒没啥，姐姐挨祖母一顿打。没过几天，我身上出现了一些红点点，祖母和母亲都去找草药来煎洗，可越洗越凶，母亲决定去看医生。可她把我刚抱出门，社长周仲财来了，头一句话就很难听：“喂，你又想偷懒啊？上面决定这几天搞集体生产，你是干部家属，应该带头积极参加。”
母亲忙掀开我的衣服解释说：“你看看，这娃儿有肿毒，我得去找太医治治。”
周仲财看了看，不以为然：“噢，长了点痱子，怕什么？现在是‘大呜大放’，你看到的，那些自私的人多痛苦？”
没法子，母亲只有把我交给祖母，跟在周仲财后面走了。六姨进了新学堂，现在家里只剩下一老一小，祖母是尖脚，走不得远路；姐姐年幼，无能为力。现在我就医的问题只有靠爷爷和爸爸了。爸爸也是不可靠的，因为自从他当了干部，只有吃饭在家，夜深了才有可能回来。爷爷呢，这几天被农业社的活儿累得喘不气来，经常回家吃午饭的功夫都没有。祖母把我放在一个用烂箩筐改做的摇篮里，叫姐姐给我搔痒，独自上山采野药去了。傍晚，母亲收工回来不见祖母，原来祖母摔伤在山沟里起不来了。母亲把她背回家，给她敷了药，安慰了一阵子便来照料我。夜深了，父亲回来了，母亲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父亲看了看我的病情，不以为然，和周仲财的口气差不多：“一点小毛病，洗澡时多用点皂角就行了。再说，这阵子工事多，我的确抽不出时间来。一个共产党人，不能为了一点私事眈搁了革命工作。”母亲理解父亲的大道理，没说什么便哄着我入睡。我痒得难受不能入眠，一晚哭到亮，搅得全家人都没睡好觉。大清早，母亲找父亲商量，背窝里早已没人了。这时，祖你进屋来，说是等晚上收了工把我背到秦太医那里去治。我带病耐心地等着，痒得啼哭的时候，姐姐和祖母又用冷水给我冲澡。等到天黑，母亲收工了，怎么也没有等到祖母回来。母亲顾不上吃饭背起我出了门，准备去找秦太医。听说秦太医住在金鱼塘，有近二十里山路，人生地不熟，求医比登天还难，可母亲没有被吓倒，顶头稀疏的星斗朝前走着。运气不好，没走多远就摔在山茅厕里，两娘母没有求成医，倒粘了一身大粪，臭熏熏地回到了家，待母子洗漱干净，已是月落鸡呜。也怪，我掉了粪坑后身上的痒疙瘩居然消失了。
没过几天，我的脖子上又生了个疮，而且蔓延势头飞快。这次母亲拿不定主意了，到处去找父亲想办法。母亲好不容易在队上的大田里找到了父亲。原来父亲正在田里插秧，田坎子上有几个上面来的干部在指挥。这个插秧的技术和规模是空前的，俗称插“井”字秧，大行五线横纵成线，不能有丝毫弯度；每行四寸见方插四株禾苗，不能缺角……技术要求之高，难怪社员们返了无数次工也没有合要求。母亲好不容易和父亲碰上了头，还没有商量好给我治病的事，就被一个干部指责了：“高银章，干部要带头啊，是不是和老婆商量私事？”父亲的口才向来不好，搪塞更没有窍门了：“没……没有……私事……我是说这秧子栽密了要减产！”另一个干部吼起来：“一个共产党员，不相信科学，思想一点不先进，还说落后话，警防划为右派！”父亲没有再和母亲商量便向田中间走。
祖父和父亲都抽不出时间送我就医，就只有母亲陪我去了。当时我不懂事，只晓得哭，母亲含着一把辛酸泪背起我走了。我们两娘母刚上山路，就被周队长看见了。他说：“上面决定集中全部劳力投入集体生产，你还去走亲访友，想当资产阶级啊？”母亲很坦然：“不是……娃儿生疮，我背他去看太医。见娃儿这个样子，我都五心（星）不做主的，那还有心串亲戚哟。”周仲财挺敏感：“什么，你再说一遍……五星指什么？五星代表共党、毛主席，你敢说它不做主，纯粹的右派、资产阶级！”母亲直道歉：“我说错了，算我没说。”周仲财也没有再挖根，只是说：“你马上去搞生产，表现积极些，我可以给你隐瞒，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说完，一本正经地走了。母亲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把我背回家交给祖母，匆匆去了劳动工地。
隔了一天，我的病情不断恶化，脖子肿得和下颌一样平，声音嘶哑，时而休克，眼看有生命危险。这时，祖父义无反顾，搜空了家里所有的零钱，背起我直奔秦太医家。祖你年轻时，秦太医救过他，所以他们之间有老情。很小的一个疹所里，挤满了看病的人。秦太医见我病重，率先跟我诊治。他先把脓疮剖开，挤出了一大碗脓液，然后又拿出祖传的用麝香配制的药粉敷上，最后拿了一些吃药，还告诉了可行的扶理方法。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理疗，我的疮毒基本上好了。这时的我瘦如柴禾，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最触目惊心的是我脖子上的肉皮，消肿后出现了深深的褶皱，用手指轻轻一拈，能扯起好几寸长，活象弹枪皮子一样，就连姐姐有时候也怕抱我了。全家人见我这个样子都很伤心，受经济的限制拿不出滋补品来，所以只好干着急。
父亲思维一闲，就想重操旧业：打鱼、抠黄鳝给我补身体，可现在的田大部分都分给下了户，不敢乱动人家的，再说众人也没有养鱼的兴趣，集体就更不消说了。想来想去，父亲想到了土改时分得的那只猎枪，这还现实，去林子里打几只画眉之类的给我补补身子是可行的。于是，父亲偷偷配制的火药，利用来之不易的空时间打起鸟来。也只有响了那么三、四枪，一只鸟也没有捕着，却惹了个大祸：上面的领导把我父亲划为了右派！“罪状”有三：一是本人不信科学，和政策抵触；二是纵容家属说反党话；三是打鸟取乐想过资产阶级的生活。父亲觉得没有一条罪状能成立，只抓住一点顶撞了领导：“我说了集体田里的稻子要减产，你们秋后算帐就知道了。”领导并不服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搞亩产双万斤，不信你去看看吧。”领导把父亲带到了集体的稻田边，见稻田果真变了样：水稻茂盛得来扔下大块石块也掉不下去。父亲没敢辩解只好溜掉，后来才听说他们搞了移植：把别的田里水稻扯来放在了示范田的稻子行间。
秋收时，我的身体全好了。我感谢姐姐精心照料我；感谢长辈们痛爱我；特别感谢祖母每天在火笼子里用木炭炖饭给我吃……
长辈们心痛集体的粮食减了产，我最内疚的是这回生疮跟父亲背上了难以洗脱的罪名。
疮啊，你生得的确不是时候！
5 人民公社
我快满2岁的时候，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父亲划为右派后领导工作被罢免了，好在保留了党籍。周仲财当上了生产队的队长，领导水平提高了许多，在大会小会上都能高谈阔论。
这一阵的会义很多，开会的地点是在詹家大湾，过一条冲绕过一个小山嘴就到了。这里原是大地主的房子，有一间宽敞的大厅、十多间小屋和一个大场坝，又在全生产队的中心位置，是群众开会学习的好地方。
这一天，周仲财又把社员集中到了詹家大湾开大会，会议议程有三点：首先是周队长宣讲弘扬人民公社；其次是姚桂芳教唱《人民公社好》；最后是说私有财产归公的事。
我已经学会走路了，由姐姐陪着在家门口玩耍，祖母在一旁乐着。不一会儿，母亲跑回来了，大老远就朝着我们喊：“娘，今天的会很重要，凡是能听懂话的人都要参加，您带着玉兰来，我背郢文走。”母亲说罢背起我就走了。
会场够气派，到会人数创历史之最。病倒的人被抬来了，不能走路的残疾人也扶来了，能走路的小孩由大人领着，大家都和往常一样，眼睁睁地望着主席台上的周仲财。我、周富明和游地主的孙子游润槐差不多大，手牵着手在人群里穿行、嬉闹。不多久，整个会场被一群小孩子搅乱了，周仲财见状冒起火来，把我和游润槐揪上了台，指着我俩的脑门说：“一个地主的后代，一个右派的儿子，是不是大人支持你们搞破坏？我告诉你们，这是讲人民公社、讲无产阶级，你们不要惹火烧身！”
我和游润槐都吓哭了，那是我们还不会说完整的话，更听不懂周仲财说些什么。游二娘和母亲上台向周队长道了歉，才把我们俩带下来了。游二娘狠狠地打了小润槐一巴掌，我很幸运，母亲没有打我，父亲的双眼还充满怒火瞪着周仲财。
会议最后周仲财宣布：“大家要把一切私有财产交公，也就是解放初期分到的财产和你们家里的粮食、牲口之类的全部交出来归集体所有。”
散会后，祖母比谁都走得快，她以惊人的速度率先到了家。她把门关得死死的，把半罐子米倒在口袋中，又很谨慎地把它藏在灰槽里，等父亲他们回来时，她已累得满头大汗了。父亲休息了片刻，便安排起活儿来。不多时，高家的交公队伍出发了：父亲扛着土改时分得的风车走在前面；祖父挑着一担麦子、母亲牵着一头架子猪跟着；姐姐扛着猎枪赶着一只小羊儿走在最后。往返几趟后，家里几乎是一个空架子了。祖母抱着我在一旁叨念，说这样值价不交，那样给我留点，这些都被父亲一一拒绝了。后来，父看出了破绽，觉得大米不对劲，估计祖母搞了手脚，于是在灰槽里发现了那半口袋米。父亲把米袋提出来，狠狠教训了家里人一顿：“你们是公社社员，要像个社员的样子，如果大家都这样，哪还有什么集体？”
祖母不认输，把我从她怀里塞给父亲：“你看看这娃儿，瘦得像干豇豆，你忍心看着他以后挨饿？以后吃集体伙食了，他能吃粗食吗？这点米我得留着，熬米汤给他喝！”
父亲看着我瘦小的脸好久没不说出话来。
母亲过来捏着我的小手一阵酸楚：“你看这孩子，手杆儿小得来一掐都断，我们不忍心哪！这点米就留着吧，”
父亲在我的脸上亲了亲，把我放母亲怀里横下心来：“不行，我是党员，应该事事带头，要做榜样给群从看，我的处境你们是知道的，一切私有财产交公是我的职责呀。”
祖父理解父亲：“算了，交就交吧。今天开会你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对右派是盯得很紧的，咱们一清二白的，别叫人家抓住把柄为好。”
“说得很对。”父亲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说话要比人家短一截，凡事小心为好，大家相信，我们按党的指示办不会错。”
全家人再也没说什么了，只有祖母丧着脸很不怅然。父亲又进屋仔仔细细地查看了几遍，发现墙角外还挂着一件粘满灰尘的集体财产：土改时分得的那头猪的头骨，祖母为了避邪还挂在那儿。父亲把它取下来提着，扛起米口袋去了詹家大湾。
夜里，父亲翻来覆去睡不着，自己再大的委屈也能忍受，周仲财今天骂不懂事的孩子他总觉得心痛，为一个党的干部变得如此麻木在痛心。为了以前的交情和党的工作，父亲觉得有必要找周仲财谈谈。于是，他披衣起床，敲敲走出了小屋。
夜黑得好像把一切都扣在了锅底，父亲高一脚矮一脚来得周仲财房前，见他家的灯还亮着，隐约听见屋子里有说话声。父亲贴近窗户，听出周仲财和姚桂芳正在说悄悄话。
“留两口袋够不够？”姚桂芳问周仲财。
“算了，多了碍眼，我是队长，还会饿肚子么？”
“……藏在哪里？”
“后边坟地好些。”……
他们商量了好大一阵，便抬着口袋去了屋后的坟地，好大功夫才把两个口袋埋好。父亲躲在竹林里没有惊动他们。父亲恢心了，觉得凭他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挽救周仲财的。但是，他也不忍心集体财产受到损失，于是便把两口袋粮食抱出来扛到了保管室门口，并用石灰块在每个口袋上写了一个“周”字。
第二天，公社下来人了，由周仲财陪着，挨家挨户检查私有财产交公情况。检查的重点对像是成份不好的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不用说对我家的检查要过细了。公社干部在外面的坝子里给我们家庭成员上政治课，周仲财带着一两个人进屋仔细搜查起来，墙缝子、水缸里、床旯旮……无一放过。搜查结果，在墙缝里发现了一小包豇豆种籽。周仲财把豇豆种籽摊开亮在父亲眼前小题大做：“你看看，一个共产党员，对自己不过硬，你还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多远？”
父亲很想捅周仲财的老底，但是又没有证据，只是望着苍天说了一句话：“有人才真正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哩！”
一个公社干部过来，说话挺和气的：“……算了，要向周队长学习，把漏交的财产秘密交了公。”
周仲财苦笑道：“没什么，我是怕影响群从情绪，说我私自藏粮食，一点小事，不值得一提。”
干部们说了些无关紧要的便走了，父亲追上去把周仲财叫到一旁，悄声说：“你的事我清楚，以后不要再干了。”
“什么，你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周仲财理直气壮地说，“你不要抓屎糊脸，只有好好按党的政策办事才是唯一出路。”
父亲咬着牙吐出了三个字：“你——变——了——”
周仲财笑道：“社会在变，我还能不变么？总之，我不会变成右派，不会变成反党分子。”
父亲脸色气得苍白回到家里，倒受到了母亲的安慰：“要看得惯，不要凡事都往心里去。看远一点，现在是社会主义，好日子还在后头，别给周仲财一般的见识，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共产党。好好生生当一名人民公社的社员吧。”
人民公社，这个词深深地埋在了我最初的记忆里。
6 伙食团
私有财产交公后，社员们的饮食就集中在伙食团了。
伙食团设在詹家大湾，周仲财任生产队长兼伙食团长。詹家大房子中厅旁边的两间小屋作了厨房；大坝子是社员们的露天餐厅，里面安放了好几十张桌子和一些石礅；坝子旁边的屋檐用几根朽木围成了一条长廊，社员们吃饭排队就在这里边。
起初，社员们不习惯，经常不守规矩和不能对号入座挨训，或是伙食团煮的饭不够吃闹潮。我们家倒不存在，祖母早早领着我和姐姐到伙食团排好队，午饭后也不离开，靠着长廊等候着晚餐。我们几个小娃儿是幸运的，大人出工后，我们就在坝子里跑猫，闻到伙食团的饭香后，一个个都钻进厨房渴望恩赐。周富明最胆大，带着我和润槐去爬甑子。炊事员虽然大方，但不公平，当我们闹得凶的时候，他常常从甑子里抓起一把饭分给我们三个小孩，周富明分得最多；我只有一点点；润槐只有几粒，有时还打空手。周富明很可怜我和润槐，常常把赏赐的食物再分配，我们三个渐渐成了影形不离的好朋友。有时姐姐也跟着我们，但是她从不去闹吃和参与食物分配，时常去帮炊事员洗菜、添柴、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没过多久，社员们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生活标准变成了“二两八钱三”。这天早晨，社员们的生活就大变了样。我们家六口人，领到了一盅儿饭，一小钵酸菜汤。祖母把饭分成六份，每份只有一小砣。姐姐把自己分得的又给了一点给祖父、爸爸和妈妈，还说：“你们是大人，肚子饿了不能干活。”我也学着姐姐，把自己的饭全分给了长辈，也说：“你们是大人，肚子大，要多吃。”妈妈把她碗里的饭分给了我和姐姐，哄着我们说：“你们是孩子，不多吃饭长不高。”一家人的分饭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还是祖母作了总结：“给集体干活儿的多吃，上长娃儿不能少吃，我这个老婆子饿饿肚子没事。”说罢，她把饭全部分了出来。这样并没有了结，分来分去的饭都凉了，爸爸来了个折衷：“分饭到此结束，个人完成个人的任务，总的要求是不剩一粒饭、不留一口汤。”
爸爸这话说得挺大声，被周仲财听见了，他也没有发火，只是说了一句：“这是共产主义生活，说话要注意影响。”
过了一阵，我们全家连一盅儿饭也领不到了，按标准只有一盅儿的四分之三。听说润槐他们家更少，和我家一样多的人口，只能分到半盅儿饭，据说是因为他家是地主成份，不能与贫下中家划等号。这天，长辈们多半怕我和姐姐再分饭给他们，吃了一口饭喝了几碗上面还浮着一层蚜虫的蒜苗汤就离席了，小润槐端着一个空小碗过来，两眼还留着泪痕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两姐弟，我和姐姐把剩下的饭全给了他。小润槐几口吃下后又举起了小碗，等待着其他人的恩赐。这时，不少社员有的给饭，有的给汤，不多时，我们三个人碗里盛满了汤饭，各自几口咽下后打着饱嗝感激着好心人。有的社员发自内心说道：“我们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们呀。”
又过了一阵，社员们的生活更困难了。每人每顿只有一瓢儿清得像米汤般的稀饭，二个红苕粑。这稀饭倒几口就下了肚，红苕粑太难咽了：又苦又涩又有泥沙，实在吞不下去。我咬了一口怎么也吞不下去，大人们大口大口地咬，眉头一皱就咽下去了。祖父教我和姐姐：“不要尝，不要咬，用舌头顶几下就哽下去了。”我和姐姐都照祖父的经验吃，还真管用，努力吃下了一个红苕粑。第二天，腹胀腹泻的社员不少，我们家就只有妈妈的肚子痛得厉害，说什么她也不吃红苕粑了，我和姐姐都把稀饭留给了妈妈，可她说啥也不肯吃。祖父劝道：“要忍着吃，不然会饿死的。”这话又被周仲财听见了，他过来干涉道：“高大爷，说话小声点！现在是搞共产主义，怎么会饿死人呢，乱说小心被取起。”今天中午，我特意留了一个红苕粑，想起了我的好友明娃我润槐。我先找到润槐，分了一半红苕粑给他，他几口就咽下去了；我找了好久也找着明娃，放开喉咙喊了好几声，明娃才从厨房里跑出来，手上粘满了饭粒，我给他半个红苕粑，他看了一下就甩了，还说：“我有饭吃，不吃这喂猪的东西。”润槐捡起红苕粑，顾不上揩去上面的粘土几口就吃下了。再四处寻找明娃时，已被他妈妈拖到厨房里去了，紧接着听到的是明娃的哭声。
一天，周仲财告诉我祖父和父亲：“你们两个对伙食团有意见，这是对共产主义不满，问题是严重的，久而久之可能会惹出大祸来。看在我们两家有老交情的情份上，决定安排你们新的工作。高大爷去猪场喂猪；章娃去大战钢铁。现在我们几个伙食团建一个猪场，就在烂祠堂，不远，隔家只有几里路。章娃要辛苦些，到山里的香河铁厂工作，每天有白干饭吃，还有工资，包你满意。”
祖父和父亲都认为这是好差事，没有拒绝。第二天，爸爸卷起被盖出发了，妈妈领着我和姐姐送了好远好远。从此，家里冷清多了，还好，有祖父饲养完猪后回家陪我们姐弟。这阵子，祖父为了提神解饿，学会了抽叶子烟。祖父很喜欢我们，有空的时候，我给祖父端叶子烟竿儿；姐姐给祖父卷叶子烟；祖父给我们讲他给游家当长工的事，每次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过了一阵，有的社员烧起私锅来。有的煮的野菜；有的煮的没有交公的粮食。这件事被周仲财知道了，并给予了严惩：扣掉伙食团的饭菜，还要站排亮相，润槐一家就受了这样的惩罚。周仲财有了新的对策，每天派人上山巡逻，发现有炊烟的村子说立刻包围，处理了好大一批人后，四处无炊烟了。一天，游二娘来找祖母，偷偷给了祖母一小口袋儿米后悄声说：“郢文的身体不好，用这点米熬稀饭给他吃，……不是偷的，是我藏起来的，我的成份不好再也不敢煮了，你们这里背湾，不易发现，不过也要小心。”祖母谢了游二娘，并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遭到了妈妈当即反对。祖父的胆子要大些，说道：“不怕，现在我们家没有党员了，挂不起的。”开初，祖母用木炭火煨，因为没有烟雾，没有被发现。木炭烧完了，逼着用柴禾，煮第一顿就现了相。祖母很有心计，等周仲财闯进屋时，发现锅里是些药碴，还说：“我人老病多，没有几天的客了，全靠药保命，还多谢周队长上门关心。”这话说得周仲财哭笑不得，临走时只是说道：“明天药也不能煎了，再出现烟火拿你试问。”第二天，祖母煮饭的时候祖父也在家，为了安全，祖母派我和姐姐在坝子边上放哨，我们大老远就看见周队长朝我家走来，于是赶紧报信，祖母很快把锅灶收拾好了，一本正经地坐在木椅上喘息。祖父卷了一支很大的叶子烟使劲地抽着。周仲财进屋滋事时，祖父乐呵呵地说：“没有人敢动烟火，……是我在抽叶子烟。”周仲财被浓郁的烟味熏走后，大家都捏了一把汗，认为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决定收手不干了。
有天，游二娘背了一个黄南瓜领着润槐到我家来，说是叫我和润槐一块儿玩，并把一个秘密告诉了祖母：“现在烧私锅的风声很紧，在家里动火烟白天晚上都有危险，有的人选择了夜间在避静的山坳里搞野炊，这很安全，你们可以试试。”祖母一听动心了，当天晚上就把一家人约好去了山上。我们的南瓜汤还没有煮熟，有来了几家，其中游二娘也在。有炖青蛙汤的；有煮牛皮菜糊儿的；有搞红烧茄子的；……丰盛极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共进夜餐，充满着喜悦，所不同的是这种欢乐是无声的。
后来，山上的那些露天“厨房”也被发现了，人们又会怎样呢？
总之，大伙食团，小伙食团，只是年轮的一圈，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的确太深了。
7 猪场
伙食团养猪场的规模不小，有十几头母猪，近百头青猪，只有三个人饲养。另外两个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年妇女，一个叫余大娘，是三队抽调来的；一个叫李二嫂，是五队抽调来的。她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发牢骚，可一到养猪场，她们的性格变得温柔起来，从来没有跟爷爷红过脸——因为重活脏活爷爷全包了。
起初，饲养员们一天三顿都要回各自的伙食团吃饭，来回往返近十里路，实在劳累；后来，周队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破格将他们三个饲养员的粮食分出来，同意他们在伙食团里开私锅。
余大娘的岁数最大，便推举了她当炊事员。她在大炭灶里煮熟了几大锅红苕拌玉米粒的猪饲料后，就用余火做饭；按伙食团的生活标准，每顿只能吃上很清的玉米糊儿，顶多有时能放一撮米在里面。仓里有大个大个的红苕和黄橙橙的玉米，谁看了都会嘴馋，爷爷再三打招呼：“不能抠猪肚子。”周队长也经常有规律来猪场检查，多半是在就餐的时间，首先是看人的生活，然后才去猪圈转。还好，每次都通过了周队长的验收。他们三人在养猪场里，生活上没有占到便宜，而且身体越来越差，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心悸、气吁的症状。余大娘和李二嫂更吃不消，面色苍白，走路有气无力，稍微重一点的活儿就累得大汗淋漓。
这天中午，他们的小伙食团开饭了，三人围坐在石磨边，像往常一样各自从屋里带来的咸菜，盛满一碗玉米糊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爷爷刚刚吃下一口就愣住了，他发现今天中午的生活改善了，糊儿里多了点玉米粒和红苕块。余大娘和李二嫂吃得很香甜，不大功夫一大碗红苕玉米糊儿就下了肚。爷爷喝了一口舍不得吞，眼睁睁地望着这两个饿馋了的人，他好像有很多话要说，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只是说：“你们两慢慢吃，我的胃不好，想休息一下。”爷爷说完，端起碗到了母猪圈旁。他捉起一只瘦小的猪崽，精心地把那碗玉米糊儿喂进小猪崽的肚，然后到大炭灶边，倒了一碗白开水几口就吞下去了，摸出叶子烟袋儿，卷了一支很长的叶子烟对着炉桥一个劲地抽着。一连好几顿爷爷都是这样，爷爷用白开水充饥的秘密被两个妇女发现了，这一顿无论如何也把祖父推上了“桌”。余大娘不住地开导爷爷：
“不吃白不吃，你饿死了谁会纪念你？”
李二嫂也说：“我们多吃丁点儿算啥？一头少吃一口就带过了。”
爷爷听了直摇头：“集体的便宜我们不能占，要公私分明。我们要将心比己，想想其他的社员，他们在伙食团里吃个啥？”
李二嫂不同意爷爷的看法：“生产队这么大，就是任我们三人的肚子胀，也吃不垮的。”
爷爷当即反对：“你说错了！要是社员们都这样想，都这样做，这集体还不散架？”
余大娘说道：“别把问题弄复杂了，我们吃一点点猪食，工作积极些，把猪圈打扫干净点，把猪草煮熟点，饲养周到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看多吃也值得。”
爷爷耐心说道：“精心饲养是我们的工作，不能有半点含糊。总之，集体就是一个整体，大家要一个心眼，要不，还要政策干什么？”
他们三人经过好长时间的唇枪舌战，结果是爷爷获胜，两个妇女不同程度地默认了爷爷所讲的道理。爷爷今天的一席话，也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哲理，我想这也不过是一个正常人的心声罢了。从那以后，余大娘收敛了许多，只是偶尔抠点猪食罢了，爷爷也不拘束，同她们有说有笑聚餐，只不过爷爷每吃了一餐超标准的伙食，就用瓦片在墙上画一个小圆圈。
爷爷有时很久都不回家一趟，我想念爷爷的时候，就闹着要姐姐赔我去猪场。这一回，祖母病了，我和姐姐决定去猪场把爷爷找回来。我们来到猪场时，爷爷割猪草去了，只有李二嫂和余大娘在打扫猪圈。他们两很热情，在冒着热气的大锅里捞了两个熟红苕给办招待。我和姐姐不顾滚烫狠狠咬了一口，还没有吞下就碰上了爷爷，他快速卸下担儿，把我们俩手中的红苕拖过去丢在了大锅里，还用温和的口吻哄我们：“那是猪吃的，人不能吃。”
我们俩舔着小嘴半信半疑地望着爷爷，呆了好久姐姐才说：“奶奶病了，叫你回去。”
爷爷在我们脸上亲了亲，笑着说：“好，你们先回去，我收了工一定回来。”说完便去忙活儿去了。
我和姐姐踮着脚，舔着小嘴眼巴巴地望大锅里正冒着白气的红苕，迟迟舍不得走。李二嫂过来，从锅里捞了两个较大的红苕，在水缸里冰了一下塞给我们，小声说道：“你们快走，别让你爷爷看见……”
我和姐姐高高兴兴地出了猪场。我直催姐姐吃，姐姐捧着红苕不肯咬。我催了好几遍姐姐才说：“你吃吧，我这个给奶奶留着。”
我也开始懂事了，说道：“你不吃我也不吃，都给奶奶留着。”
我们在路旁摘了两片芋荷叶，把红苕包好放在了荷包里。
没走多远，爷爷追出来了，他捏了捏我们的荷包，吼起来：“拿出来，怎么偷东西？”
我吓哭了，姐姐不住解释：“……不是我们偷的，是阿姨送的……”
爷爷的态度依然很严肃：“快拿出来，集体的东西，咱们不能要！”
这时姐姐也哭起来，好在李二嫂出来解了围：“小孩子不懂事，别吓坏了他们，……是我给的，一两个红苕有什么了不起？”
爷爷并没不让步：“一两个红苕倒是小事，把娃儿的品性养坏了事就不小了。”
李二嫂见我们姐弟哭得伤心，直推我们走我们俩揉着眼望着爷爷不敢动，见爷爷再没说啥我们才退开了，一直退了好远才有了胆量转过身去。身后传来爷爷亲切的喊声：“玉兰，带好弟弟，你们俩走慢点，别去玩水，眼盯着路走，告诉你奶奶我收了工就回来。”
“嗯！”我们俩异口同声答应着，兴高采烈地走了。我们走了好远，回过头望去，见爷爷还在目送着我们，不住朝我们挥手。
今天的夜饭要开得早些，大概是余大娘考虑到爷爷要回家吧。爷爷今天吃饭特别快，几口喝下两碗玉米糊儿后，心惯性的在墙上画了个小圆圈准备返家。李二嫂挺心细，拦着爷爷问道：“这顿伙食没有超标，你干嘛画圈儿？”
爷爷指着李二嫂的鼻梁：“今天的事你晓得我晓得……”
余大娘更敏锐：“哦，是孙子拿了红苕的事……”
爷爷没有多说，披起汗衫儿转身朝外走去。他刚到大门就愣住了，把汗衫儿甩在地下就跳进猪圈里去了，时间不大便出来告诉两妇女：“我一听猪叫就觉得不对劲，有几头染上疾病了，天快黑了，我得马上采药去。”爷爷说完，背起背篓出了门。
一会儿功夫，爷爷扯了半背篓马蹄草、金钱草、苦蒿之类的良药回来，开亲自动手煎熬。
李二嫂过来说：“你家里有病人，快回去，这点小事我们能做。”
爷爷蹲着没有动：“我不能走，这是集体的大本钱，千万丢不得。”
爷爷硬是没有回家，等猪病全愈后，也不知过了几天爷爷才回家，这时奶奶的病由于妈妈的精心照料也差不多康复了。这回，妈妈倒没不说啥，奶奶却叽哩咕噜的，好长时间没有给爷爷说话。
到算工分的时候，两个妇女都是满分，爷爷的工分等于满分减去墙上画的小圈儿的个数，不用说，比她们少得多了。
余大娘和李二嫂起初有时背着爷爷偷吃红苕，后来她们两也改了，生活上与爷爷同甘共苦，携手为集体的富强努力着。
后来，周队长来到猪场，看到膘肥肉满的生灵，拍手叫好，爷爷因此破天荒受到了难得的表扬。
从那以后，我和姐姐再也没有去猪场了。
8 夜校
人民公社成立后，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低的问题更加暴露，上面来了指示，说是每个队办一所夜校，让贫下中农都来学文化。
我们队的夜校办在詹家大湾伙食团旁边的中厅里；里面安了好些木凳、石礅；前方的讲台是一个小衣柜；墙上用竹竿撑着一扇大门，当作黑板；粉笔是从解放前富人家的墙上抠下来的石灰块。
教室布置完备后，最棘手的找教师了，不过周队长心中早就有数，决定安排妻子姚桂芳任教。不过，为了民主，他还是提出来让社员讨论。社员们的反映让周队长失望，他刚一发话，群众的观点便统一起来：
“……选詹述强，他能说会道，可以当老师。”
“詹大爷文化高，保证能教好我们！”
“不准乱说！”周队长制止道，“詹述强是资产阶级，是大地主，你们想跟他学？你们是不是想吃二遍苦？我告诉你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找他？当心你们越学越坏！你们还叫他詹大爷，叫他个詹述强就冲穿天了。”
社员们没有吭声了，各自心目中在推选合格的人选，想来想去，没有一个结果，更没有想到姚桂芳。这事只有由周队长点拨了，他挥了一下手“啊”了一声把社员的注意力集中过来：“我给大家推选一个……姚桂芳，你们是知道的，她教大家唱《人民公社好》够棒吧。”
队长太太，谁还敢说什么呢，只好默认下来。教师确定后，学生入学虽说不报名，但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夜校只能由贫下中农参加学习，地主、富农、右派之类的靠边站。我爸爸是右派，所以我们全家都不能进夜校；润槐是地主的后代，他们一家也不能进夜校；詹大爷呢，不但不能进夜校，还是批斗对像。
开始上课了。头一天夜里，中厅里挤满了人，社员们在几盏昏暗的亮壶儿灯光下听姚桂芳讲课了。她教的内容很单一，也很有规律：先教大家唱《社会主义好》；然后写阿拉伯数字1、2、3、4、5……每天晚上都这样。社员们渐渐厌了，经常是喧宾夺主的局面，开小差的摆龙门阵的大有人在。起初，周队长见秩序乱了的时候，总要吼几声社员难以理解的政治话压堂，后来他也蹲在墙角打呵欠了。
一段时间后，“学生”们越来越少，周队长把政策放宽了，我家和游家的家属也可以进夜校，我们便高兴起来，因为我又可以和明娃、润槐一起玩了。我们一群小孩子，最相宜的是趁大人上课的时候，偷偷溜进伙食团厨房里去拣饭粒吃。
眼看学校快散班的时候，周队长为了稳住学生，又来了新花样，决定每天晚上批斗詹述强。这是搞政治，贫下中家不敢不参加。詹述强也似乎乐意群众斗，每天晚上都戴着老花眼镜早早站在讲台上低着头挨斗。没有啥内容，多半也就是跟着姚桂芳呼呼口号而已。周队长也没兴趣了，常打瞌睡，他有个坏毛病，一睡着就打呼噜。社员们听到呼噜声的时候，就叫詹述强摆故事、讲科学。詹述强没有推辞，给大家讲风雨雷电，教社员写字，群众个个都聚精会神。当周队长的呼噜声一停，大家又呼起口号来。不过后来还是被周队发现了，便下令解散了批斗会，又叫姚桂芳上课，这样的学习班越办越糟，周队长管不了，也只好妥眼皮，不久，学习班真的散了。
这天，社员出工了，教室里还有一群孩子在玩耍。周队长独自在教室里踱来踱去，他很惋惜这段学习生活，但是，全队的贫下中农里面一个高小生都找不到，又怎么能够挽救失败的命运呢？这时，有个别小孩学着姚桂芳的腔调，唱起了《人民公社好》。周队长的灵感来了，叫姚桂芳教这群娃儿吧，一来可以让社员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二来免省这群娃子早早去包围伙食团。中午社员收工的时候，他们新的打算给群从说了：“我决定在中厅里办个幼儿班，大家都把会说话的大娃崽送来读书。我们这辈人没有文化吃了苦头，可不能再苦了下一代啊，有了文化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希望大家支持。”
社员们没有不同意的，都说周队长的办法好。
爸爸是右派分子，照理说我和姐姐都没有资格入学，大概是周队长和爸爸是同年同月生的老庚，解放前有一段同甘共苦的经历吧，我们姐弟俩进学堂他没有为难。游地主的孙子润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死活把他拦到了校门外。
教室没有布置，将就夜校的设施，教师还是姚桂芳。教的内容和夜校的课程、方式一样：先教唱《社会主义好》；见孩子们烦了又教写阿拉伯数字；到孩子们唱写毫无兴趣的时候，又引导小伙伴做游戏。游戏很单调，男同学用长板凳玩七巧板，女同学在地上划方格修“房子”。后来同学们非凡了，玩起了自己创作的游戏：跳拱、跑猫、抓小偷、爬竹荡秋千、到田边打水漂……游戏活动越来越危险，哪还有不出事的。一会儿这个流着鼻血找老师，一会儿额上长青包找麻烦……姚桂芳断公道累得够惨，有的家长为了避险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去了。还好，没有一个找姚桂芳麻烦的，因为社员都怕周队长。姚桂芳见势不妙只好把孩子们憋在教室里，继续教歌和写数，同学们毫无兴趣的时候，就叫孩子们扒在凳子上打瞌睡，没有睡意的也要拱头闭眼。我人小不懂事，也不知道什么是规矩，常常睁着小眼睛到处瞅，经常看到润槐在门外大老远望着教室里，有时我也去把他拖进教室来，姚桂芳见了又把润槐牵出去，还悄声对我说：“要划清界限……”我听不懂老师的话，见到润槐就往教室里拉，后来姚桂芳也睁只眼闭只眼了，我们俩都很感激姚老师，每当看见姚桂芳的脸色不好时，我们便赶紧异口同声地喊一声“姚老师好”就没事了。
我和润槐渐渐放肆起来，用尖瓦片、短棍儿之类的敲墙缝，这次收获可大啦，我们透过墙洞看到了詹述强，原来中厅旁边是他的小屋，他戴着老花眼镜用食指在手心里比划。我们把墙洞扩大了，姐姐和周富明也挤过来看詹述强，还同我们并肩深挖洞。起初，詹述强隔着墙洞教我们学文化，不大功夫，我们都能写好多字了；后来，我们把洞扩大，干脆钻到詹述强家去学习。这个秘密被姚桂芳发现了，这回他没有干涉，因为她太省事了，自从有了墙洞，孩子们惹事生非的事少多了。不久，差不多了孩子都钻进了詹述强小屋里，把詹述强都挤到了柜子上讲课。姚桂方这回开窍了，居然把詹述强请到教室里来堂堂正正地给孩子们讲课。詹述强也很小心，他讲课的时候，总要提醒姚桂芳到门口放哨。
有一天，周队长冷不防出现在教室门口，姚桂芳倒没啥，詹述强却赫得哑口无言了。周队长先是满腔怒火，但见到“黑板”上几行规规矩矩的正楷字时，强烈的火气也冒不出来了。詹述强愣了片刻又一本正经的地教起来，惹得周队长心中也在跟着默念。呆了好大一阵，周队长才把姚桂芳叫到一旁，埋怨道：“你怎么找他教呢？他是大地主成份，没有资格当老师。”
姚桂芳不服气：“能者为师，人家文化高，能教出道理来，这与家庭出身有何相干？”
这回周队长很耐心：“这是政策，我们只能执行。”
姚桂芳觉得自己在理：“什么是政策？你吃透了没有？哪条哪款规定，你读来听听！你都不识字，还讲什么政策？我看啦，你还得多学着点，免得党的政策一下来就被搞歪了。”
周队长觉得妻子说得在理，但又放不下面子，只是说了声“你给我小心点”便退开了。待姚桂芳进教室后，周队长贴着窗户听了好久也没不离开。他想：政策，什么是政策呢？没有文化，就是依葫芦画瓢也要走样啊。
这时，一群孩出教室撒尿碰上了周队长，都吼了起来：
“欢迎周队长来读书。”
“大人跟娃儿一起读书，羞死了！”
周仲财瞪了孩子们几眼怆惶走了。
后来周仲财把“夜校”改名为“白校”，觉得不合适又把“白校”改名为“夜校”，也不知改了多少回，最终人们也不知称什么“校”了。但是，不管怎么称呼，大家总是满意的，因为这里能真正学到文化，就连我也能写全家人的名字了。
9 过年
1959年春节快到了，人们都在掰着指头盼着，听说今年要庆祝“三面红旗”的胜利，充分体现共产主义生活，要把春节过得热闹、丰盛，这么好的消息庄稼汉没有不高兴的。
要过一个好年，首要的事就是宰猪。今年碰上大灾，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了，猪的饲料也断了好长时间了，爷爷正为这件事着急的时候，一场罕见的瘟疫降临，猪的圈存很快下降到三分之一以下。有的养猪场更惨，听说扫了圈；我们队的养猪场由于爷爷的精心饲养，保下了几头母猪和十几头青猪，但都瘦得皮包骨头。
这阵子，爷爷正为过年没有肥猪杀泛愁。腊月二十几头，周仲财领着几个陌生的干部来到猪场，宣布了一个新精神：要大力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赶几头青猪去支援其他死光了猪的生产队，让大家都过上一个幸福的春节。第二天，别的生产队的社员来领猪，爷爷把稍微大点、肥一些猪撵出来让别人选，这样，圈里就只剩下几头怀孕母猪和两三头百十斤的瘦小青猪了。这时，其他两个饲养员都责怪爷爷笨，爷爷不在意，总是乐呵呵地说：“过年了，让人家也粘点油腥，社会主义嘛，应刻有福同享。”
今年是腊月二十九过年。腊月二十八下午，爷爷按周队长的指示，把唯一的两头青猪赶到了伙食团。周队长看了看很不满意，说道：“……皮包骨头，乍像过年的？再去赶两头来。”
爷爷说：“剩下的是怀孕母猪了……”
“怀孕母猪也得赶来，就是猪崽也得杀。”周仲财武断说道，“今年的春节意义不同，上面还要来人看我们伙食团的生活，安心让人家看我们啃骨头是不是？”
爷爷坚决不肯：“说啥也不能宰母猪，不能让明年再受灾。”
社员们也和爷爷有同感：
“将就将就吧，有多少吃多少……”
“母猪杀了可惜了，我们还要考虑明年啊。”
周仲财不住摇头：“不行，这不是吃多吃少的问题，是体现共产主义生活标准的问题。我也是为了众人好，考虑到大家辛辛苦苦劳累了一年，也应该好好饱餐一顿。你不给我一个面子也得给上面的领导一个面子，给社会主义一个面子啊。”
其他的人都说不服周仲财，结果，周仲财不顾爷爷的阻拦，另外派了两三个社员去猪场赶了两头怀孕母猪来。我们这一群娃儿，看见越来越多的猪被杀，都乐得边跳边吼。晚饭后，很多社员都等着看杀猪，天已经黑了，大部分人才离去。这时，明娃、润槐、我和姐姐都没有归家的打算，因为我们四个有共内的念头：等猪血流出来了每人盛一小碗当墨用，省得奶奶天天刮锅烟末当墨；再就是等肉煮熟后每人去要一块骨头啃。
天已经全黑下来，闲着看热闹的人都散去了，只有一群孩子不肯走，踮着脚在远远的望着伙食团厨房门口。这时，厨房的屋檐下挂起了两盏大亮壶，我们听到磨刀霍霍的时候，心里便紧张起来，因为各自都还没有找到装血的小碗。这时姐姐出主意了：“明娃，你爸是队长，你去厨房里借四个小碗，没人不准的。”明娃答应着进了厨房，很顺利就拿到了四个小碗出来。一会儿，等猪叫唤的时候，我们四个便涌了过去，伸出小碗，各自盛了满满的一小碗血，周队长见了正要咬牙发怒，但见明娃给我们在一伙气也就消了，只是吼了一句“快滚开”便忙他的事去了。我们都很高兴，把血碗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竹林底下，便到坝子边上的石头上坐着，远远地瞅着热气腾腾的“屠场”。姐姐挺有心计，怕猪血被狗吃，便派个人去站岗，我自告奋勇地报了名。为了血碗的安全，尽都争着要去当保卫，最生还是润槐争赢了，他说：“我是小地主，肯定到厨房是要不到骨头的，就让我去。”大家同意了润槐的请求。
等啊等啊，我们全都不困，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月亮升起来了，照得大地如同的昼。见周队长拿着个酒瓶子喊道：“明娃、明娃——”
明娃答应着飞快地扑过去了，他爸拽着他进了厨房。这时一股香气溢出来，我们估计肉煮熟了，便一齐奔了过去，周队长挺大方，说道：“给他们一人一块骨头，别再来守嘴了。”我们每人得到一块大骨头高兴极了，忍着烫用衣服兜着进了竹林。润槐见我们俩姐弟有收获高兴万分，直伸出小手过来捏。姐姐说：“不忙，等明娃出来了再分。”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明娃出来，最后，厨房门口的灯灭了，大门也关了，还是没有等到明娃。姐姐知道明娃不会出来了，于是便决定分骨头。可是，只有两块骨头三个人怎么分呢？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骨头上的肉撕下来，然后做成三份摊。结果，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抠过去，啃过来，也只得到一小把肉。不过大家也很高兴，姐姐精心把它分成三份，各自捏着一小撮肉都舍不得吃，放在鼻尖闻一闻便忍着了。姐姐见状提议：“大家都舍不得吃，我们就不吃，给大人留着。”我和润槐点了头。姐姐又说：“现在把肉做成两家分……”我明白了姐姐的意思，不顾润槐的推辞赶忙把自己手里的肉分了一半他。我们刚想动身回家的时候，姐姐又有了新主意：“詹大爷是我们的老师，不如把肉给他吃。”“行。”我和润槐异口同声答应了。
我们来到詹述强的小屋前，敲了好几下门也没有人应。正当我们着急的时候，一个黑影在我们后面出现了，透过月色一眼就认出那是詹大爷。詹大爷把我们领进屋，点亮了小油灯，喘息着说：“谢谢你们来看我，我看见你们就好像看到了希望。别怕，其实我并不是大地主，只是詹当家的侄儿，从小念书，没个剥削过人，现在我给他一个户头就跟着倒楣了。”我们不完全明白詹大爷的意思，各自只好表明自己的来意。詹述强推辞了一阵终于收下了我们手里的肉，并把我们送出了门。
我们去端了小碗离开伙食团刚上小路，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我叫了一声“妈妈”便扑了过去。姐姐也很惊奇：“妈妈，你什么时候来的？”
母亲微笑着说：“我早就来了，一直尾随着你们，你们的一举一动我全看见了。你们想想，娘放心得下吗？”
我们在妈妈的扶送下回到家里，不过这一夜始终没有睡好，因为老是闻到肉香味。
第二天中午，全队的人都聚集在大坝子里吃年饭。每张桌子放了一瓶火酒、一盆回锅肉和一盆菜头汤，热气腾腾的，好香哟。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我们家和润槐家被安排在一桌。宴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讲礼，唯有我家高兴不起来：一是爸爸大战钢铁已经两年没不回家过年了；二是奶奶牙不好刚吃头一块肉就被卡住了，使得妈妈不住给她捶背。接着，润槐她妈游二娘也被卡得直冒眼泪。爷爷很不痛快，呷了一口酒说道：“尽是些老母猪肉，火候都不到乍咬得动？”
这时，周仲财在厨房门口拉开了洪钟般的嗓门：“今天是共产主义的春节，是咱贫下中农的春节，大家吃饱喝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不过，大地主、坏分子不能与我们同乐，现在我们要把詹述强揪出来，看看我们革命群众是怎样当家作主的。”
其实，詹述强早都在屋檐下，现在只不过规规矩矩地站在了高板凳上而已。
这时的欢乐气氛居然大减，有的人还小声发起牢骚来：“过年一场，就尝几块肉给人家吃吧。”
爷爷一下子明白过来，今天能吃上老母猪肉已经够人情味了，因为青猪肉是贫下中农吃的。不过，也有不少好心人，他们主动和我们结合，起码明娃够朋友，他给我们端了一碗软软和和肥肉来。
不一会儿，上面的领导来了。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瘦高的个儿，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粗布衣服，膝盖和肩上都打了补丁，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听说他姓谬，是公社书记。他来到众人中间，了解了一些情况，很多深奥的话我都听不懂，只知道他最后对周仲财说：“……不能过左过右，没有吃透政策不能盲目行事，凡事要讲实际、讲平等，我们干部不能特殊……”
我们总觉得过年不愉快，还不知道大人们是怎样想的。因为，我们虽然用猪血在家门口写了好多大字，但是要和詹大爷划清界限再也不敢去找他教识字了。
10 大战钢铁
爸爸去大战钢铁后从没有过家，竟管有时也捎过信去，但总是没有回音，所以，全家人都很想念他。春节刚过，祖父母就急了，硬要催母亲去山里探望父亲。其实，母亲更想念父亲，经常在噩梦中见到父亲在烈火中挣扎。我和姐姐在夜里的呓语里也常常呼着父亲的名字。
正月初几头，我们把“远征”的计划定下来了。从家里到香河铁厂，有一百多里路，要花一整天的时间还不敢耽搁。出发前的那天夜里，我们都没有睡好觉，天还没有亮，奶奶就烙好了两个大麦粑用芭蕉叶包好了，催着我们上路。妈妈简单打扮了一下，穿上陪嫁时一直舍不得穿的那双布鞋出了家门。我们刚走不远，姐姐追出来了，拉着妈妈的衣角撵路，慈哀哀地说道：“我也要去见爸爸，我好想他哟。”妈妈安慰着姐姐：“……太远了，你的脚会走坏的，等我们带好消息回来吧。”姐姐跳了跳不住示威：“你看，我能走，我还可以帮着背弟弟哩。”妈妈劝道：“奶奶有病，你在家照看她，我们过两天就回来。这回弟弟去，二回你去，妈妈决定办到。”妈妈说完，打开怀中的芭蕉叶，塞给姐姐一个麦粑。姐姐摇着头推开妈妈的手说道：“我不要，留着你和弟弟吃，饿了会走不动的。”姐姐再也没不说什么了，点着头望着我们离去的背影。
这时，刮起了大北风，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们才上了通往县城的马路。我在妈妈背上被盖得严严实实的，听到妈妈踩着浮动的碎石哗啦响时，我便激动起来，掀开遮头的衣服闹着要看汽车。妈妈不同总是说：“风大，你会被吹坏的，等有汽车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于，我在妈妈的背上静静地等着。过了很长时间，终于听到了妈妈的喊声：“快看，有车了。”我连忙掀开“头巾”，朝前望去，看见前面有一架马车。我催着妈妈追了上去，跟在马车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那是一架载坛坛罐罐的车子，前面有两匹马艰难的拖着，车夫下了车还在后面推，车上的坛子已破碎了许多。妈妈见车夫废劲，便凑过去帮忙，后来我听到车夫说：“你们赶路吧，路坑坑畦畦的，车子快不起来。”妈妈背起我走了，不多时，连马蹄声也听不见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县城，这时，我想撒尿，妈妈带着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混合厕所。我小便后出来，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虽然那些建筑都很陈旧，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房子，特别是那些正冒着热气的小餐馆我还是平生第一次看见。妈妈也有些累了，领着我到了一家小食店门口要了一张凳子坐下歇脚。店里，竟管店小二不住的吆吼，却还是没有人光顾。店小二揭开柜台上的幔子，递来一个馒头说道：“吃吧，又大又白又热……”妈妈捏了一下空荷包后，从怀里拿出麦粑来说道：“不吃……我们不饿，我们有这个……”这时，麦粑已冰凉了，妈妈给店小二要了一碗热汤，撕了一块粑泡在里面温热后叫我吃。我说妈妈辛苦得她吃；妈妈说儿子还小得我吃……我们这样推来让去的，待车夫赶到的时候，那块麦粑还浮在汤面上没有动。车夫进了小店，买了两个馒头吃起来。我瞅着车夫不转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馒头，更不知道它是什么滋味了。车夫大抵看出了我的心思，把剩下的一个馒头塞在我手里，我不敢收下只好望着妈妈。妈妈难为情了，只好拿出一个麦粑给车夫换。车夫也只要了一小块麦粑便走了。我连忙把馒头塞在妈妈嘴边，她知道会这样没完没了下去，于是说道：“你吃馒头，我吃麦粑，快些吃下去好赶路。”我咬了一小口舍不得吃，说道：“还是给爸爸留着吧。”这样，无论妈妈怎样哄我，我都一直把馒头留着。妈妈把那碗汤喝下后，硬要我把剩下的麦粑吃下再走，无可奈何，我们母子只好把麦粑分吃后才上了路。
这时，风刮得更大了，通往山区的公路依然不平坦。我虽然只有两岁多，但挺懂事的，刚出县城的时候，我便硬要争着下地走路，妈妈不肯，总是哄我说：“你还小，要被风刮走的。”谁知我说句话使妈妈无言对答：“被风刮走才好哩，一直把我刮进山里，刮到爸爸工作的地方，免省你背我。”妈妈听了笑着夸我：“你真会说话，我就让你走一程吧。”妈妈放我下地，这时我拿出了勇敢精神，居然跑到妈妈前面去了。妈妈追上我说道：“唉，要是有车就好了，用不着劳累我们两娘母。”这下我不肯走了，硬要等着看汽车。妈妈说：“不能逗留，我们边走边看吧。”妈妈牵着我走了好远的路程，也没有碰上一辆汽车，顶多只有一两架马车经过而已。我丧失信心了，又不喜欢妈妈背又不乐意走。妈妈鼓励我说：“现在，汽车还没有造出来，等将来你爸爸他们炼出了铁，就会造很多汽车出来，到时候你数也数不清，我们还会一人开一辆车哩。”“太好了，我们快点去找爸爸！”我高兴地叫着，感到无比自毫，觉得爸爸越来越伟大。
我累了，妈妈把我背在了背上，封得严严实实的。不过我在妈妈背上总是不安宁，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远、已经到了什么地方、来了汽车没有、有好看的要告诉我……妈妈总是“嗯嗯嗯”直赶路。我扒在妈妈背上，能清楚地听到骄健的脚步声和呼呼作响的风声。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到山高场的时候，已是中午过了。这个场镇坐落在山顶上，只有一条小巷和几家店子，当然也有卖馒头的小餐馆。妈妈把我解放了，这回，我并不对小餐馆感兴趣，却被那些从未见过的大山迷住了：蜿延起伏、高耸入云、苍翠碧绿……我人小不会抒发，但有一个起码的愿望：要是我的家在这里该多好啊。我们逗留了一会儿，妈妈拿出剩下的一个麦粑分了一半给我，说道：“我们边吃边走，还有二十多里就到爸爸厂里，我们争取在天黑前赶到。”我望了望餐馆，结果被妈妈拉走了，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去要口热汤喝。我吃完半个粑后，妈妈又背着我艰难地朝前走着。
我们快到香河铁厂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远处的山岭渐渐模糊起来。我很早就催妈妈放下我，她总是吓唬我，说：“要快点赶路，天黑了有老虎。”我只好掀开衣服朝外张望，这时映入眼帘的和山高迥然不同：山更大更陡，光秃秃的没有绿色。妈妈说：“先前这里的树子更多，现在被砍去炼铁了。”我一看果真同妈妈所说的，有的伐木工还在拉锯，不少大树随着锯声起落正在倒下；马儿拖着大车小车的树子正往厂里赶。我使劲地扬起头，想看见爸爸也正拿着大锯子。结果一至到厂里，也没有见到爸爸的踪影。
我们到厂里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四处亮起了明亮的灯光，这种夜景我也是头一回看见。我们四处打听，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说是在炼铁车间。我们到炼铁车间逛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爸爸，最后我们只好向两个正在拉大风箱的工人打听，其中一个工人回过来望着我们不转眼。这个人看上去四十岁上下，最显著的特点是面目又瘦又黑、须发又乱又长。他愣了一会儿才告诉我们：“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啊？！”妈妈尖叫起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爸爸露出白牙齿笑道：“炼铁工人本来就是这样。”这时，我一边在妈妈背上挣扎一边亲切地喊道：“爸爸，爸爸……”我们三人亲热了片刻，爸爸又转过身去专心专意地拉起了大风箱，似乎忘了我们两娘母的存在，过了很长时间，爸爸才拉着我们出来，指着半山腰的一缕灯光说：“你们去那儿睡觉。”说完，便转身忙工作去了。
我们废了好大功夫，高一脚矮一脚地摸到了目的地。原来这是一间茅草屋，住着一个孤老太太，对人挺热情的，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忙拿出糖块给我吃，还端出热水来叫妈妈烫脚。老人喘了一口气夸起爸爸来：“高银章啊，是个大好人，没有敢跟他比。上次厂里发生火灾，他冒险在火里救出了好几个人，结果自己被烧伤了……后来，厂里给他记大功，给他奖金说啥也没收。我这老婆子年老病，他经常来看我，还掏钱给我治病，真比亲生儿子还好。你有这样一个好丈夫，没有嫁错人。”妈妈听了这番话很欣慰，我也敢大口大口地吃糖块了。我们在老太太家吃了盅儿饭后，一上床很快就熟睡了。
第二天起床后推开房门，到处银妆素裹，原来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雪。我们顾不上吃早饭就去了厂里，这时，爸爸依旧在拉大风箱。大白天我才看清楚了，原来这是天底下最大的风箱，有一米多高、好几米长，两个人跑来跑去像跳舞似的使劲拉，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喘着粗气不敢打晃。爸爸见我们来了，便一边拉一边说：“对面那间大工棚是厨房，你们吃饭去吧。”我和妈妈进了厨房，原来厨师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两盅儿饭，一盆子莲花白，一边催我们吃一边闲聊：“……银章太检省了，又大公无私，说不定你们吃了这一顿，他又会几顿不来拿饭哩。”我听懂了厨师的话，我和妈妈想到一块了，还了一盅儿饭给厨师，说道：“我们两娘母吃一盅儿饭就够了，这一盅儿饭给银章留着。”厨师拒绝道：“你们竟管吃饱，就算我办招待。”结果，我和妈妈也只吃了一盅儿饭，火速去了车间准备替爸爸下来吃饭。我人矮踮着脚刚好抓到柄子，要想帮爸爸拉风箱是不可能的，只有妈妈去拉了几下就甘拜下风了。爸爸笑道：“我呆会儿换了班才去吃饭，你们先去厂里参观吧，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妈妈领着我开始游览起来，发现这里的确像个大厂，到处都是临时厂房，工人们都在尽职尽责地忙碌着。见到最多的要算运木炭、运木材的马车和被人拉得轰轰响的大风箱，就是没有看到汽车。我疑惑着问道：“妈妈，工厂里怎么没有汽车？”妈妈回答很轻松：“等铁炼出来了就会有很多大汽车。”后来我们来到一个好地方，这里有堆积如山的木材大火中被化为木炭，这时这才知道炼铁要用木炭。大雪天呆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暖暖和和的，再也不僵脚僵手了。到了中午，妈妈见我没有离开的念头，干脆说道：“今天中午我们不去吃饭，就在这里烤火，要不，你爸又要饿一顿了。”我一听拍手称快，妈妈怕我困，还不住编故事给我听，至今我都还记得《龟兔赛跑》的故事。傍晚，我们又去找爸爸，见他还在拉风箱。妈妈吃惊问道：“你没有下班？”爸爸说：“有人病了，我给顶一下。”过了一会儿爸爸又说：“你们明天回去吧，现在厂里的生活也很紧张，没有客饭，呆久了会有闲话的。”妈妈望着爸爸，隔了一段时间才点着头离开了。
夜里，我们又同孤老太太睡了宵，道谢了老太太后，我们又去跟爸爸辞行。这时，到处还是银白色的，虽然只下着小雪，但地上的积雪还厚厚的没有融化。我们老远就看见了父亲的身影，他依然在拉着大风箱。我们过去后，爸爸指点道：“去伙食团拿两盅儿饭回去给老人吃，等铁炼成了我再回来看望他们。”妈妈带着我去了厨房，并把爸爸的意思给他说了。厨师太大方了，没有给我们盅儿饭，却给了一小口袋儿米叫妈妈带回家。我们多谢了厨师走了，可没走多远，爸爸拿着两盅儿饭追上来，换去了米口袋儿，说道：“我是共产党员，不能特殊，你们快走吧，别在这里给我添麻烦。”妈妈一听了这话一阵辛酸，还没有来及申辩，爸爸早已走远了。
妈妈背着我在雪道上艰难地走着，还没有到山高场，她的鞋已经全破了。这烂鞋子她也舍不得丢，说回家纳个底还可以穿几水。到山高场的时候，妈妈的脚已经冻得像红萝卜似的。我怎能忍心，硬要妈妈进一家小吃店歇脚。这时，店里有一两个人在吃面，我长这么大了，还不知道面条是什么滋味，于是求道：“妈妈，我想吃面。”母亲一听，眼眶一下子湿润了，心里十分难过：哪里有钱买面条吃呀！当我用希望的眼光瞅着母亲的时候，她苦笑道：“饭比面条好吃。”母亲说罢，从包裹里拿出凉得如冰的一盅儿饭来。我坚决不同意：“妈妈，……给爷爷奶奶留着吧，我们赶路，回家一块儿吃。”母亲没有听我的，去要了一大碗汤，分了一小块饭在里面，硬要我吃下。当时我也很懂事，竟然把母亲说服了：“妈妈，你是大人，又要背我，你得多吃，要不，我们都会回不了家。”结果我和母亲共同吃下了这碗汤饭后，离开了山高场。没走多远，母亲的脚被磨破皮了，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个鲜红的脚印。母亲忍着疼痛向前艰难地走着，当她看见路旁有个草堆时，便过去搓了两根绳子缠在脚上，又继续赶路。我看到这一切，忍不住哭了。母亲安慰着我，又编故事给我听，渐渐地，我终于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母亲叫醒了我：“郢文……郢文……到家了！”我立即睁开眼睛打起精神来，朝前望去，熟悉的故乡果然出现在眼前，而且，大老远就看见姐姐坐在当门的磨刀石上望着我们这边。姐姐边跑边喊：“妈妈——弟弟——”
夜里，我们全家人都吃上了难得的盅儿饭。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盼着爸爸回来，因为我相信，只要爸爸一回来，马路上就会有汽车跑。有一天，爸爸终于回来了，当妈妈问他炼了多少铁时，父亲很酸楚地摇了摇头。
不过，我总觉得满足了。正因为父亲去大战钢铁，我才有机会看到马车、大风箱、大火炉和吃上白生生的盅儿饭。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