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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红旗下的风波》
奶奶去世以后，我们家的生活更加困难了。
没过几天，有个高中好友李长万来到我家，还给我指出了奋斗方向，叫我搞文学创作。我没有信心，断言道：“像我这个水平，只能搞些偷梁换柱的材料，写小说之类的的确是外行。再说，我们在学校里学会了写简单的记叙文，最熟悉的还是批判文章，凭这点功底要干什么大事是不可能的。”李长万说：“可以学着干嘛，只要你成功了，家里的经济困难就能解决。依我看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当兵个子矮了；招工、招生、提干……没有背膀子，奋斗一下吧，没有结局也值得。”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我开始动心了，干活儿的时候便注意搜集起素材来。
一天，高队长来找我，又要我写什么材料，说：“我们队是公社的基点队，也经‘红旗’队，这回上面要检查我们‘抓革命捉生产’的情况，要求作‘学理论抓路线’的经验发言，这个任务非你莫数了。”我说：“不行啊，我们队根本没有搞这些工作，怎么写呀？”高队长说：“按照你的思路编吧。我告诉你吧，三路一队是官书记的基点队，咱金陵二队是林书记的基点队，两个书记都想夺红旗，还在暗暗竞争哩。上几回报产量，总是我开头，哪晓得后报的一个比一个多；这回我聪明了，最后报产量，反正亩产比三路一队多几斤，林书记在台上听了乐着哩。所以呀，你把这个材料整巴实点，这是你展示才华的机会，千万要把握好。”我还是摇头：“我写不好，你另外找人吧。”“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选了，”高华成说着掏出一张纸来又说，“要不你就写理论文章吧，这上面有几个题目。”我接过纸一看，上面有好多公社定下的专题，有评《水浒》批宋江的，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有结合当前形势开展革命斗争的……我看了几遍后，选中了一个题目《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因为这种文章我在学校里写过，所以把任务承担下来了。
夜里，我要构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时候，一个新的念头已经形成：“红旗”队，有假大空虚构能叫红旗吗？这里面的确存在严重的问题，看来红旗下面暗藏着脏肮，为了一个名称，风波确不小呀。于是，我准备从这方面搜集素材，把那些阴暗面统统暴露出来，想来想去，给我将要创作的作品取了一个名字——《红旗下的风波》。我决定把高华成的任务完成以后，便着手刻画一些反面形象。一个通宵的工作，终于把发言材料写好了，还说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演讲。
多半是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面对来自各机关单位、学校代表和三级干部一点不怯场。我的发言是庄严的、有条理的、文句是优美的，迎得了上千人热烈的掌声，就连主席台上的林书记和官书记也竖起大拇指夸：“不简单……有水平……”会后我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全公社，很快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大队理论组长、生产队理论组长、生产队出纳等职。这时，我把所有信任我的人当成小说中的角色，便集中精力搞起小说创作来。
我没有搞创作的基础，准备边干边学，我准备去向有经验的人请教。想来想去，想到了从城市下来的那批知识青年，我们队就有两个，一个叫杨大光，一个叫邱萍，想必他们更有学问。我先去找了杨大光，他说：“我不行啊，我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其实我没有什么学问，想早点下来镀金好早点返城安排工作。”我又去找邱萍，她说话更抵触：“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你那一套我不感兴趣，也没有那个水平，现在我要学的是怎样种田，争取表现好点好回城当干部。”我又先后去找了一队的余献华、三队的何明玉、六队的李祥林等比颇有名气的知青，得到的结果并不比起初好，我时我才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和世界观与我不同，怎么能帮上我的忙呢？
现在，我只有自力更生了。白天干活的时候搜集素材和构思，晚上在洋油灯下动笔创作。爷爷和妈妈都很支持我，说能写出大书来是我们高家的光荣；弟弟们对我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大概他们的观点如同三弟所说的：“写书的不是你这号人。”这反而给了我的鼓励，增加了创作的信心和决心，经常苦战通宵也不觉疲倦。爸爸一开始就瞪眼，多半是闲我点了洋油，有一晚上终于把洋油灯没收了，还教训我：“别把肠子想旧了不好屙屎，省点洋油加班补衣裳现实些。”
从此，我再也没有加班写小说了，便在白天挤时间创作。吃饭的时候我用右手写字左手拿筷子；一边啃玉米棒子一边写字；一边扯风箱一边写字……凡是能一只手干的活儿我的另一只手都没有闲着。妈妈依然支持我，背着爸爸给我准备了一盏洋油灯，叫我在夜深的时候照着写作。有一天晚上，爸爸进来了，吓得我赶忙把灯吹灭。爸爸划燃火些把灯点亮了，还轻言细语地说：“写吧，要早点睡，别把身体弄坏了。”爸爸说完转身出去了，我顿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不觉地又熬到了天明，这一夜我感到特别轻松，而且文笔也很流畅，所设置的场景是动笔以来最好的。
第二天我才知道爸爸思想转变的原因。原来，我那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发言轰动了全公社，爸爸上街的时候，不少人在他面前赞颂我：“高郢文真有水平，讲起话来滴水不漏。”、“为全娃儿有办法，将来一定能读上大学。”、“你有福气，养了一个这么体面的儿子。”……全是一通好话，把爸爸的耳朵都装满了，难怪他在窗台上还给我准备了一个小油灯哩。从那以后，我加班的时候，爸爸总要在我身后站一站在去睡。我有了家里人的支持，创作速度骤然加快，才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写了近五十万字。这时我便动手修改，那些下乡知青也很关心我，有的还给我建议：“你的笔迹还比较清楚，用不着花那么多功夫去修改，先寄到出版社，他们说有价值再修改。”我觉得别人说得在理，便到书店去打听出版社。我选来选去，选了一个最有名望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帮着我把“作品”作了精美的包装后寄出去了。从那以后，我天天都盼着出版社的回音，连做梦也想着我的“作品”出版了，还有不少年轻人在笑嬉嬉地读哩。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公社开会，邮递员通知我去，我的心紧张得砰砰乱跳，估计十有八九是好消息。结果失望了，出版社把我的稿退回来了，里还有一封信，现在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封信上了，打开一看，更令人伤心，上面有钢笔写着两行字：
你的作品写作水平不够，更主要的是所反映的内容不能紧跟形势。希望你继续努力，从写短篇小说入手，给我们寄好作品来。
天哪，出版社连扶植的意思都没有，还有什么盼头呢？我顿时急得流出了眼泪，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等我神智清醒过来的时候，又担心起来，担心父母会为我的失败悲伤。散会后，我不敢回家了，在路上徘徊着，用衣服裹着“废品”不敢让人看见。从我身边路过的人都似乎都认识我这个大红人，而且也知道我写了长篇小说，都很善意地关心我：“出版社有回音没有？”、“你的小说发表了没有？”、“肯定能发表，到时候别忘了给我看。”……全都是一些美得杀心的言辞。我不敢回答别人的问题，更不敢正面和别人讲话。为了早日消除失败感，我躲进了山坳的油菜地深处，摸出火柴把“废品”焚烧了，望着那缭缭升天烟雾，我的心破碎了，我的美梦破碎了……接着是一股股滚烫的热泪。回到家的时候，我生怕父母提起小说的事，但始终还是没有回避开。妈妈说：“你的小说寄出去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回音？到邮局问问吧。”爸爸说：“没问题，人家都说咱郢文有水平，到时候你就数钞票吧。”这些话说得我心跳、说得我脸红，只好绷出笑脸缄默不言。
我没有勇气把真相说出来，纸总是包不住火的，爸爸妈妈也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的悲剧。妈妈倒没说什么：“算了，以后再来吧，只要有精神，没有干不成的事。”爸爸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别乱想了，咱们是黄泥巴脚杆的命，别胡思乱想，太不实在了，花了那么多时间、点了那么多灯油、还去了几块钱的油寄费……真是鬼摸了老壳，当初听我话就对了，现在喝西北风去吧！”听了爸爸这席话，我终于哭出声来，跑出屋外，心里在呐喊：什么“红旗下的风波”？一派胡言！是啊，没有风，红旗怎么能招展呢？
我仰望着苍天，决心再也不写“红旗下的风波了”，还是多写点像《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优秀的文章吧。
15 成名以后
就因为那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发言我出名了。
大队召开生产队一级以上的干部会的时候，有关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大家都默认我为高。这天，又是一次大小队干部会议，党支部书记邱成金又把我叫住了，要求我辅导学习毛主席的两首诗：《念奴娇.鸟儿问答》和《重上井冈山》，我义不容辞地读了，还凭个人的理解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因为我晓得到会的人都是些大老粗，所以凭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就应付过去了，其实“到处莺歌燕舞”的“莺”我居然念成了“鸽”也没人知道，同样的得到了高度评价，就连邱支书也赞叹不已：“看来还是要多吃墨水才有办法呀！”
有一天我去上街的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妇拦住了我，将我反复打量得不好意思，我以为她是疯子，在我前后左右看过不停。时间一久，我确实恼火了，对她不客气起来：“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干嘛这样瞅着我不放？再这样的话，我告你非礼了！”这个中年妇妇没有冒火，只是嬉皮笑脸的只有那么一句话：“好好好……好好好……”我顿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撤腿就跑。中年妇女追上来抓住我不放，还说：“你别跑嘛，让我久看一会儿。”我感到遇到麻烦了，大抵是这个破妇看上我了，我先是一阵惊，冷静了一会儿便喜悦起来，心里想，我们家穷，我已经二十岁了，能讨上个二婚嫂也不错，于是便对她和蔼起来，说道：“你这位大姐，有话就直说吧，我们大家都爽快些。”中年妇女一边点头一边傻笑，最后说道：“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文人，看样子真的不错，我想……”我仔细一看见她也确实太老了，于是截断了她的话题：“我并不是什么文人，只不过能写几个狗脚爪字而已，没有值得欣赏的地方，要说看上我的话，想必是瞎了眼。”中年妇女依然大方，笑着说：“不是我看一你，是我的表妹看上了你，今天好不容易碰上你，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经过一番细说慢谈，得知这个中年妇女姓方，她有个芳龄二十的表妹姓林，还说就是沙平场口上的人。经过磋商后，约定后天在我家看人。
我很高兴，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也很兴备，早早作好了准备迎接新娘的到来。约定的时间到了，全家人都在门口张望着，而且桌上特意准备的菜也凉了，贵客还没有到来。这时妈妈心慌了，便顺着大路去迎接。她走了好大一段路程，连个人影也没见到，最后见姚桂芳从对面大步流星地走来，嘴里还在哼着难听的小曲。妈妈知道姚桂芳口舌多，闭口没有谈迎新客的事。姚桂芳到妈妈跟前倒发话了：“我知道你等谁，等新媳妇是不是？等吧，等到太阳从西边起也来不成了。”妈妈从姚桂芳的口中知道出了问题，于是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姚桂芳在前面等着她，说话更气人了：“别瘌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你想想，你们那个家又穷，包袱又多，还有残废人，哪个肯到你们家倒楣？”妈妈瞪了她一眼疾步冲回了家。回到家里，妈妈怕惹全家人生气，说道：“新姑娘今天来不成了，说改天约我们到她家里去。”大家都觉得没什么，爸爸却生起气来，叹息道：“咳，可惜了一顿饭菜，要不我们该少欠一笔债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有想个人问题，吹我夸我的不少，内容也很丰富，但我始终不感兴趣。最近人们对我谈论的问题倒使我动心了，说我有这样好的文才，今年一定能去读中专、大学！当我向家里人谈起这件事时，都认为我很有把握。可我心里总是没有底，因为读中专、大学搞的是“自愿报名、群从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看样子我每条都合格，所以也想去试一试。
招生通知下达后，我率先报了名。这时，夸我的群众少了，没有一个领导赞扬我了，高队长还经常给我指出一些莫须有的缺点。看来我升学的阻力确实不小，妈妈说现在办大事要送礼，可是从小队、大队到公社，哪送得了啊，再说，我们家别无长物，没有一样东西人家瞧得起，算了，还是硬着头皮撞吧，多给领导们说几句好话，看能不能把事办成。我首先找了高队长，他要我写发言材料的那般热情全然没有了，我说明来意他装着没有听见，接连发了几支烟后，他才有了语言，而且声音是从喉咙出来的：“好嘛，年轻人，有前途，去使劲撞吧，小心别用力过猛碰得头破血流喔。”尽管受了些委屈，高队长还是盖了章。我去找大队邱支书时，虽然没有要我讲毛主席的两首诗词那样热情，考虑到我也是个大队干部，还是能正面给我讲话，只不过架子比前大多了，而且满口的进步话：“干革命嘛，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还是先把党的工作干好吧，到时机成熟了，组织是会考虑你的。”他说了一大堆革命道理后，收下了我的申请书。回到家里，妈妈告诉我，不能在家老等，还得去拜访林书记，他是一个关键人物，家里有一只兔子，给他提去吧。我很乐意，捉了兔子，见又小又瘦，便徒手去了公社。这时天已黑了，从林书记家进进出出的人不少，见没有一个打空手的，我便躲在墙根下发愁。等到半夜三更的时候，林书记家的“客人”消失完了，我才慑手慑脚地进了他的屋。我觉得我很神气，因为那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发言他夸过我，才这么短的时间他不可能忘掉，而且我经常在开“三干会”时抛头露面，还有，节气上生产队打鱼，肥大的都是我给林书记送来的……有了这些往事作后盾，我的胆子也大了，稍稍整理了一下衣领，便大方方地到了林书记面前。林书记戴着老花眼镜，看上去精神很疲惫，他伸了个懒腰望着我，吓得我似乎缩小了一大半，沉默了好几分钟后，我的勇气才出来，像往常一样甜蜜蜜地喊了一声：“林书记，您好！”林书记装着没有听见，点燃一支烟吐了几个烟圈儿后才慢吞吞地说：“你……你是谁呀？”我望了望灯光，并不暗，扭了扭头站在林书记面前，很自信地回答：“我是高郢文呀，不是冒充的，您仔细瞧瞧吧。”我以为说出了我名字林书记会佩服，谁知还是冷语一通：“哦……这么晚了你还呆在这里干啥？快回去吧，别影响我休息。”我退了两步，觉得这样走确实华不来，于是便鼓足勇气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林书记，我看了招生简单，觉得我有条件，想请您帮个忙……”我的话未说完，林书记火了：“帮忙？你说话小声点！你想开后门是不是？告诉你，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办事还要你教？快出去！”林书记的逐客令倒给了我的勇气，说话也更大声了：“我的表现你是知道的，希望您在同等条件下能考虑到我。”林书记侧对着我口气也不小：“你的表现是不是不得了，难道你就是革命英雄了？现在我知道的你是一个团支部书记，多考虑点怎样干革命工作吧，私心杂念少来点。”林书记的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尴尬之作，我捏着荷包里还有一支“碧桃”牌香烟，于是便边往林书记身边走边摸荷包，林书记盯住我的手笑道：“你有水平，能……”当他见我摸出的是一支价廉的香烟时，马上改口了：“你有水平，能干好工作，多干几年团支部书记吧。”他没有接我的烟，站起身来往里屋去了，我知道这是一种逐客方式，所以只好退出门外，好在隐约听见一句动听话：“我们会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有条件的当然要送去深造……”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鸡鸣了，妈妈还在场坝边上像树桩一样的呆着，眼睁睁地盼着我归来。她见了我急速奔过来问道：“林书记怎么说？有希望没有？……”妈妈问了一大堆问题，我无法回答，只是说了一句“可能有一线希望”便搀着妈妈回家去了。
两三个月后，“有条件”的人都领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死心，一直在家盼着，到九月底，还是杳无音信，大家才彻底失望了。这时，众人的惋惜声、吹捧声又来了，特别是那些干部，见到我脸上又挂满了笑容，说的话又亲切又动听。不过，我那种冲动的表情从来没有了。
这时我才觉得，成名以前跟成名以后没有什么两样，有时还觉得还是不成名好。
16 巨变
1976年，革命形势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以世长辞；十月，粉碎高、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书记。这时，我经常去公社参加“三干会”，主要内容是“举旗抓纲学大寨，深入揭批‘四人帮’”，全国各地掀起了坚持“两个凡是”的高潮，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生前对华国锋主席提出过“你办事，我放心”的言辞，现在大家都把它奉为最高指示。这样，全国人民便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掀起了“学理论、抓路线”的高潮。
在农村，各大、小队都成立了理论组、宣传队。我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又是大小队的理论组长，基本上成了脱产干部，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开会、督促检查，夜里还要把知识青年集中在五队保管室排练节目，忙得不可开交。这时，我的地位变了，似乎成了伟人，没有人直呼我的名字了，见到我都是“高支书、高支书”的，听到这个称呼，我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走路的姿势也变了——昂首挺胸的，还经常绊着石头摔跟头。
繁琐的工作中，我最感兴趣的事还是夜里加班排练节目，因为这是同龄人交流思想的场所。没有电灯，青年们提着亮壶、打着火篙集在五队保管室，每天晚上都充满着欢声笑语。我作为一个领导是很正经的，每天晚上都按照计划安排工作，青年们就有那么驯服了，总是虎头蛇尾的，嬉闹一阵便不听使唤了：有的不安要求哼流行歌曲；有的做怪动作引人发笑；有的蹲在一旁说悄悄话；有的躲进山沟里谈情说爱……花样百出，有时我很气愤，拿出领导的尊严来吼几句，起初还管用，后来多半也当成耳边风了。这时才觉得我这个领导不称职了，渐渐的得了失眠病，一队的知青余献华见我脸色不对，便主动给我诊治，还是他爸爸是重庆有名的医生，他从中学到了一些医术。当我告诉他得了失眠症时，余献华拿出银针来给我针灸穴位，我心里直跳，生怕他把病情弄糟，余献华安慰着我：“别怕，我在自己身上已经实验过了，不会有问题的。”我放心下来，不一会儿身上扎了好多根银针，我忍着胀痛撑过来了。后来余献华讲出了知心话，他说他想入团，好早日回城。我很疑心，问道：“在学校不是很好入团吗？为啥不积极要求进步？”余献华摇着头，满面悲伤，说道：“不行啊，我的成份不好，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惨了，六九年就去世了，这被人瞧不起，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了一个下乡的名额。这想表现好一点，争取早点回城找到工作……”余献华说了好多悲伤的话，我同情起他来，向他表示：“我一定把你入团的事放在心上，你耐心等待吧。”我们两交谈了很久才散去。
从余献华的身世我明白了许多道理：青年们各有各的喜怒哀乐，要当好一个干部，必须介入他们的生活中去。于是，在夜里排练节目的时候，我从不训人了，根据他们的兴趣我爱好安排一些合符他们口味的节目。青年们的干劲出来了，对我产生了好感，有几个女知青还想给我谈恋爱，但她们得知我的家底时都告吹了。最后只有本队的女青年史紫芳没有放弃，我们排练节目后已是深夜了，我们两还要在牛圈旁边的草堆里摆知心话，一发不可收拾，经常通宵达旦。我的胆子大小了，史紫芳时常想偎依在我怀里，我吓得心里怦怦直跳把她推开了，竟管这样，她对我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时常给我留着加班饮食叫我吃。我对她也有了感情，回家把这件事给妈妈说了，妈妈摇头否认：“不行啊，论年龄她比你大好几岁；论辈分他是你阿姨，不能再胡闹了，人家要笑话的。再说，我们这个家是养不活人家的。”我对妈妈的这番话有看法：“只要人家喜欢我就接受吧，我总归是要讨老婆的，不能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妈妈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你看着办吧，我觉得成功的把握不大。”
我觉得这批加班搞宣传的青年很辛苦，在大小队干部会上提出给他们一定的工分补赏，干部们同意了，还说只要我给个证明就行。我把这则喜讯给青年们说了，大家都拍手称快，都说我为他们办了一件实事，以后的工作热情是可想而知的。
过了一些日子，公社组织汇演，大家信心实足，都估计我们的节目非获奖不可。演出下来没有一个不扫兴的，我们的节目全被视为废弃品，《夫妻双双把家还》还说成是大毒草！青年们都很着急，再也不想搞文娱宣传了，经过我反复做工作，大家才又集在了一起。我们经过研究讨论，决定还是像其他大队那样编排一些紧跟形势的节目，大家尊重我的意图积极行动起来了。没过两天，局热势巨变了，大家都不来排练节目。后来我才知道，我开回去的条子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工分。在大小队干部会上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干部们的口吻一至，都说我们演的节目不好，不该得工分！我无法辩解，只是向他们表示以后排练好节目。也有通情达理的干部，说等好节目出来了再给工分。我们干部会的精神给青年们说了，但他们始终不肯再来排练节目。最后我去找好友史紫芳，她也巨变了，不肯给我谈话，我厚着脸皮围着她转时，她才吐出了真言：“没出息，干不出什么好事来！”我失望了，又在干部会上把问题提出来，后来邱支书决定大队不集中排练节目，以后有啥政治活动，每个队献一个节目。这样，大队宣传队散班了。
余献华入团的事我始终放在心上，不久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天我回到家里，家里也巨变了，桌上放着一条烟和一瓶酒，地上还有一只老鸡母咯咯直叫。爸爸在一旁直夸我：“还是你有办法，有人给你送礼了。”“送礼？”我不明白爸爸的意思问道，“是谁送的礼？”爸爸说：“是一个姓余的知青，说是你帮忙他才入了团。”我很费解，说道：“他入团不是我帮忙，是人家的条件够格，这礼我们不能要。”爸爸不肯：“不要白不要，这就是当干部的好处，这点算个啥？我还闲少了点哩！”我坚持着，提着礼物就往外走，爸爸追出来，抓住我的衣领举起了拳头，幸亏妈妈赶出来我才免了皮肉之苦。妈妈见状只好劝我：“算了吧，人家既然送来了就收下吧，如查把礼物还给人家也不体面，以后注意这方面的事就是了。”爸爸喘着粗气瞪着眼，骂道：“你这个瘟猪子……”骂完收起礼物进屋去了。第二天，我赶到了余献华家，准备向他道歉，见他家的门紧锁着，向邻居打听，得知余献华母亲病危，回重庆去了。我很内疚，准备等余献华回来后把礼物折成钱还给他。
回到家里，礼物不见了，妈妈说礼物被爸爸提到公社去了。这是我才觉得爸爸巨变了，他准是去当着公社干部的面退回礼物，这种行动好，我应该支持他。于是，我便飞快往公社跑去。刚到公社大门外，爸爸提着礼物出来了，他见了我忙说：“林书记不肯收礼……”我问他：“原来你是向林书记送礼？”爸爸点点头说：“是啊，平时烧点香，免得急时抱佛脚嘛。和林书记这种大人物搞好关系，看以后升学有你的搞头没有。”我骤然觉得林书记也变了，变成了党的好干部，于是对爸爸说：“林书记变了，像他这样无私，只要我表现好，将来准能升学的。”我的谈话被旁边的谢麻子听见了，他笑道：“哈哈哈……你们太天真了，大白天送礼他敢要吗？还有，你那个一角多钱一包的烟、一块多钱一瓶的酒、一只皮包骨头的落汤鸡，人家瞧得起吗？还是拿回去自己享用吧。”爸爸看看礼物点了点头说道：“嗯，的确寒酸，我送礼确实没有经验，算了，以后再来。”
我始终不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总相信革命形势大好的今天，一切都在巨变。
17 杨学琴
我们队上有个篾匠叫周下清，他常在年在外帮人做篾货，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他的。有一天他特意到我家，主动给我做媒，说荣县高硐铁桥四队有个姑娘叫杨学琴，又美貌又能干，配我是天生的一对。我听了心里既迫切又激地动；妈妈不以为然，总认为别人瞧不起我们家，后来还是表了个态，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这一天，我和妈妈由周正清陪着去街上去迎接新人。在百货公司门口，我们见面了，看上去那的确是一个文静、善良的姑娘，中等个儿，眉清目秀，圆圆的脸蛋，胖胖的身材，只不过肤色较黄，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好的，妈妈不停地在我耳边说：“……可以，是个干活儿的好手，”周正清把我们叫在一起，说了一些客套话后便要双方表态。我很直率，首先说：“没意见。”杨学琴有些腼腆，迟迟没有开腔，她母亲反得打量了我几眼，说话也很干脆：“看娃儿是可以，还得看看家里怎么样。”这话说得我和妈妈心跳，因为我们的家庭境况是见不得人的，既然这样，还得硬着头皮把客人带回家。其实妈妈把家里顺整好了，特别是卫生搞得很彻底，但无论怎样也不顺眼，因为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看上去总是残缺不全的。先前周正清还叫妈妈去借些新式家具摆上，妈妈拒绝了，说这不是长久之地，骗来的爱情是不牢靠的，还是保持本色好。最令人头痛的今天是星期天，弟弟们都在家，六妹不懂事又爱闹，肯定人家看不起我们这个家，因为现在人的眼光都是讲清闲，弟兄姊妹多了的，没有瞧得起，动不动人家都说分不到多少家产，我这样担心着走在前面没有语言。
今天是逢场，路上碰见了不少熟人，他们都很尊敬我，都称呼“高支书”，不但我很自豪，杨学琴两娘母听了心里也乐滋滋的，想必她们心底里在夸我：嗯，好样的，还是一个大干部哩，这个人夫走得！难怪她们走路的精神越来越好。路过队里加工房的时候，她们特别感兴趣，还停下来朝里张望，杨学琴她妈说：“你们这里有机器，该不会少点亮的油吧？”周正清很会吹牛，时常说话没底，队里的人都叫他“二八成”，他说：“当然……每人一盏灯都有点不完的油。”杨学琴叹息道：“咳，我们那里凭计划打油，每户一个月只有半斤八两的，哪有不打黑摸的。”周正清扯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没关系，以后叫郢文给你们挑一担油来，拿队上的折子到农机站去挑就是了。”她们听了都很高兴，快到家的时候，杨学琴她妈又多嘴了：“看来你们这个队很富裕，一人能分多少粮食？”“二八成”又夸大话了：“五六百斤……光是谷子就要分三百多斤。”“天哪，要顶我们两个人……”杨学琴她妈惊叹起来。现在我心里有底了，多半这桩婚事能成功。
到家的时候，爷爷和爸爸早在门口盼着了，见了客人，三弟和四弟忙去屋里搬凳子，五弟不懂事，用扫帚当机关枪，朝着客人“咯咯咯”地扫射，吓得杨学琴捂住双眼不敢前进。我连忙把五弟牵开，妈妈才把客人召呼在一起坐下。杨学琴她妈闲不住，在屋里屋外转了转后坐在凳子上没有吭声；杨学琴多半不好意思，埋着头掰着手指，好久才偶尔瞟我一眼。还是周正清打破这种寂寞场面：“郢文这个娃儿不简单，是大队干部，很有水平，将来是当兵、招生的好苗子。他呀，既勤快又俭省，还很体贴人哩，学琴跟上他，不愁穿吃，有享不完的富……”他一直说到了吃饭，还真的把她们脸上说得有了笑容。
今天的午餐还算丰盛，把用来送礼那个鸡杀了，烧了几碗豆子、割了两斤肥膘肉炒了两碗蒜苗、加上两个新鲜菜和一钵儿萝卜汤，还摆了满满的一桌。六妹没有上桌，怕客人见她流口水心烦，把她安排在里屋的柜子上就餐；妈妈怕五弟胡来，早早给他啃了鸡爪，肥膘肉让他吃够，现在他独自在灶头上喝萝卜汤。现在桌上的人很讲礼，都给客人搛菜，周正清两杯烧酒下肚后，大话越来越丰富，有时还把客人说得哈哈大笑。不过他的话翻来覆去也只有那些，客人们渐渐听腻了，场面又冷清下来。这时广播里播送着一则动人的通知：“高郢文、廖永初两位同志，后天在沙平旅馆报到，学习七天……”这时爸爸最激动，说道：“郢文有办法，全公社只有你们两个……准是大好事。”周正清附和着：“嗯，肯定是提干、当工人什么的，要把时机把握好。”妈妈也很兴奋：“看样子郢文要出头了，这是我们高家的富气呀。”爷爷也捋着胡须笑道：“我说你们不要悲观嘛，孩子长大了就是福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杨学琴两娘母喜色满颜。正在这时，五弟喝完汤出来了，他手里拿着两块木炭，在杨学琴两娘母背上分别写上“6”、“8”两个阿拉伯数字，还朝着众人喊：“你们快看哟，6号猪、8号猪……”吓得她两站起身来互相看着新衣服上的字。妈妈忙过去把五弟撵开了，转身边拍字迹边道歉：“对不起，孩子不懂事，把新衣服给你们弄脏了。”两娘母说着“没什么”便下了桌。客人们坐了一会儿说要走，周正清想留住客人，说道：“郢文，学琴那边没有油点灯，你快去打点回来。”我答应着走了，今天很顺利，轻而易举就在高队长那里拿到折子去农机站挑了十多公斤柴油回来。不过还是挽留不住客人，我只好背着油罐子送客人上了路。分别的时候杨学琴对我说：“你学习结束后就到我家来吧。”我欣慰地答应了。
晚上，妈妈找我商量：“看来杨学琴这个人可以，你要讨她喜欢。今天来我们只打发了她五块钱，这显然大少了，还得补上。现在很时兴毛领大衣，我打算给她做一件，问题是没有钱，你能不能把队里的钱借二十多块给我，年底卖了猪就还。”“行！”我不假思索地表了态，打开箱子给了妈妈二十五块钱。
过一天，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去沙平旅馆报到，原来是县广播站在这里举办的通讯员培训会。会议期间，我享受了从来没有过的待遇：早上点心烯饭下油酥花生米，一人还有一个鸡蛋；中午和晚上都打牙祭，桌上摆了比我家过年还多，好多菜我连名都叫不出来；夜里一人一张床，而且还点着明晃晃的电灯，盖的被子白生生的还有香味；每天还有服务员来打地、打开水、折被子……我觉得我过上了神仙生活！会议期间我认识了好多人，特别是那些来自外地的漂亮姑娘我尤其感兴趣，通过比较我觉得杨学琴身上还有许多不足，特别是那种“土气”难以接受。我在学到一些新闻写作知识的同时，还了解到一条重要的信息，明年要恢复高考制度，靠推荐入学将成为历史。这则信息震动了我，我想我明年一定能考上大学。会议期间下了一场雪，所有我们一直没有出去采访实习，整天在屋子里听现成的报道录音，几天时间，我的身体胖了，而且觉得一点也不冷。
这样的生活在我的留恋中结束了，我回到家的时候，环境也变了，坝子里堆了好些树子。妈妈见我归来高兴地问道：“开的啥子会？有搞头没有？”我说：“通讯员培训会，以后向广播站投稿。”妈妈笑道：“好哇，吃笔墨饭，你是这块料。”妈妈指头那一大堆树子又说：“你看吧，这是用来修房子的，你这么大了，还和大人一起睡不成体统，你们结婚的时候起码得住上一间新屋子。所以啊我打算再修两间土屋。”我很担心：“我们有那个能力吗？”妈妈说得很轻松：“没关系，现在请人只管吃三顿饭，不进工钱开工分，高队长很支持我们，队上树子叫我们随便挑，还打开保管室借了两百斤谷子给咱，这样的好机会怎能错过？”我也不知道高队长为啥会优待我们家，爸爸才出来把话说清楚了：“高队长听说你去开会，估计你将来要爬在他头上去，还不来贴你？后来他听说你学习回来后要写什么材料，他更高兴了，叫你要把我们队吹红。”我摇着头说道：“那是写通讯，要写真人真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妈妈说：“你就按要求写吧，不过高队长也要给他点面子，要不我们的房子就修不成了。”爸爸也说：“管他真假，把房子修起了再说。”
我没有争辩了，倒想起了去杨学琴家的事情。妈妈拿出一件新大衣来说：“这是你的见面礼，去的时候别忘了带。”第二天，我在周正清陪同下去了杨学琴家，二十多里山路好难走哟，花了半天时间才到。她的家乡依山傍水，风景十分秀丽，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果园。在这里，我受到了全家人的欢迎，受了热情洋溢地款待：吃上了黄橙橙的柑橘；喝了珍藏已久的米酒；杨学琴还给我洗了脚……这些对我不大感兴趣，通讯会上那些美女的形象使我的思想开小差了，且而明年高考后我将成为大人物，那时候杨学琴对我更不班配了，我几次想提出分手，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后来决定还是再拖一段时间吧。在杨学琴家耍了一天便告辞了，杨学琴得知我们家修房子，硬要争取来挑泥巴，我无论怎样拒绝她还是跟着来了。
我家修房子的时候，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我和杨学琴的任务是挑泥巴，她总是任劳任怨，从不知疲倦，一有空就帮妈妈做家务。妈妈整天乐得合不上嘴，心底为有样好的儿媳女自毫着，就连爸爸也称她是一个最理想的姑娘。我怕时间久了对父母的感情越来越深，总想找机会拒绝，可始终找不到理由。第二天，机会来了，碰上天下雨，逼迫停工，我对杨学琴说：“你回去吧，多半你父母也在盼着你了，等天放晴再来。”杨学琴觉得我说得在理，便动身回家去了。我时，我抓紧时间写一封退婚信，怕她收不到，我又抄写了一份，将两封信一并寄了出去，这下我的心才平静下来，等候着回音。
几天的小雨停息了，建造土屋的队伍又上了马。这天，杨学琴来了，她收到了我的两封信，见到妈妈就是一阵痛哭，后来妈妈把我叫到跟前，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这样好的女人你不要，你还想仙女啊？告诉你，你不要杨学琴，我就不要你这个儿子！”妈妈把话说绝了，我觉得没有言辞让妈妈信服，便转身挑泥巴去了。爸爸也很生气，我在高墙上时，他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来夺我，我吓昏了头，赶忙下来向爸爸求饶：“您别生气，慢慢听我细说。明年要恢复高考，我肯定能考上大学，到时候退这门婚事多没面子？说自私些，这也是为我和家庭着想，希望你们能理解。”爸爸息怒了，收起竹竿把妈妈拉进了屋里，一会儿，妈妈出来向哭得泪人般的杨学琴说：“姑娘，你想开点，儿子不愿意我们作长辈的也没办法，你就当我的干女儿吧。”杨学琴脱下身上的新大衣给妈妈，伤心道：“留着您冬天穿吧，我不好意思要了……”这时，妈妈抱着杨学琴，两人哭得更伤心了。嘶哑的哭声揪着我的心，我也哭了，不过美好的未来冲淡了我悲伤的心，我扭转身走了，这一天我始终没有挑泥巴，等我转来的时候，杨学琴早走了。
是姐姐和四弟把她送走的。到她家的时候，没有把这件事给家里人说，依然用米酒、荷包蛋、水果、糖块招待了姐姐和四弟，中午还吃了腊肉、喝了鸡汤……姐姐和四弟离开的时候，杨学琴送了好远，最后含着泪说：“看来郢文不会回心转意了，我们就当成姊妹吧。”说完，哭着回家去了，这时姐姐和四弟都哭了，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越哭越伤心。
姐姐他们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望着对门的山路暗暗伤心，爸爸安慰着我：“现在已经定局了别再去想，将来讨个更好的老婆回来见我吧。”
杨学琴的离去妈妈伤了好几天的心，直到房子修好了，妈妈还在为这件事掉泪。后来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妈妈的悲伤才渐渐淡薄下来。其实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很久以后在睡梦中都还见到杨学琴。
后来，高队长叫我报道他，我写了稿子，虽然是虚的，但县广播站也播送了，高队长很高兴，但我始终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心目中还想着杨学琴。
18 基本路线教育
1977年初，农村大规模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开始了。
新年刚过，公社大队开了无数次会议，现在该轮到小队会议了。这天，高队长把社员组织在詹家大湾保管室门口，这次会议的要求很严，要求十六岁以上的人都要参加会议，爷爷近八十岁的人了，这几天又生病，没有去参加会议还被高队长训了一顿，妈妈只好叫三弟回家把爷爷扶来。
高队长见社员到齐了，便大声宣布会议内容：“今天的会议是对全体社员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马上就要进村了，公社党委、革委说了，要把这次运动搞得深入、扎实，使我们每个贫下中农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只有把基本路线教育搞好了，我们的农业生产才有保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我们贫下中农才不会吃二遍苦受二在（荐）罪。我们必须狠心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一个崭新的高潮……”高队长还真有口才，老调重谈就是半把个钟头。很多社员听得不耐烦了，说道：“什么是基本路线？”、“这个运动怎么搞你就直说吧！”高队长把话引入正题：“基本路线就是最基本的路线，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一条毛主席语录，现在就叫理论组长郢文来教大家。
我上台组织好社员们，一齐朗诵毛主席语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路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教了很多遍，南郭先生却不少。高队长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对我说：“干脆把‘基本路线’复写几十份，每户一份，叫他们加班背记。”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便答应下来。这样，高队长安排了一些其他事情，会议就结束了。
到下午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得到了《基本路线》，这样，金陵二队的村村寨寨，回荡着共同的最强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路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按照高队长的要求，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进村以前，全体社员都要背得，我家的问题不大，经过两三天的努力，连妈妈也能结结巴巴地背诵了，只有爷爷的问题大，不上三句就喘着气骂起来：“什么‘组成’，没有饭吃看成不成？”
第二天下午，高队长又把社员组织到保管室门，准备验收检查。他先组织大家齐背育，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声音响彻云霄。高队长微笑着点头，后来又开单份，社员们分别到高队长跟前去背，他在本子上记着每个社员的成绩，最后只剩他自己没有背了，当众背了两句就哽住了，咳了两声说道：“我已背得滚瓜烂熟了，再背是多事。”于是便给自己记了个好成绩收场。
第二天，工作组果然进村了，负责我们大队的是一个姓陈的年轻人，都管他叫陈组长。这人长得英俊，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听说是个退伍军人，众人见了都有些畏惧。基本路线教育的动员会由他主持，先讲了这次运动的意义、目的和程序；接着又读了两个县委文件；最后布置了任务：和自回家把违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言行挖出来，下次开会好检举揭发、自查自纠。
自查自纠大会更隆重，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陈级长作了点拨：“比如你偷了人家的东西，现在当众说出来，并表示改正，这就叫自查自纠。”社员们受到启发后都往疑窦处想，自然就有话说了：“上次我骂了李二婆。”、“头回我揍了张大爷。”、“去年我捡到一个玉米穗子没有交公。”、“前年我拾了两把稻草回家起火。”、“上次洗衣裳时，我在堰塘边捡了烂裤衩回家。”……陈组长肯定道：“对对对，这就叫自查自纠，现在要把问题深入，检举别人的坏行为。”这话社员们一听就懂，蓦地，群众斗群众的热潮高涨起来：“你多吃多占欠款不还。”、“你打牌赌博！”、“你……你……不想务农！”“你偷人家的鸡！”、“你光钻空子！”……唇枪吞战逐步升级。陈组长见到这个场面很兴奋，于是告诫大家：“你们的矛头是对的，只不过不要吵，要心平气和地说，要乐意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样才像搞革命工作的样子。”但是没有一个人咽得下这口气，仍然你指我的眼睛我夺你的鼻子，整个会议，闹得天红，陈组长总结说这是成功的，还把群众揭发的问题叫我一一记录下来了，天黑的时候，大家才不欢而散。
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以后，便是对落后分子进行改造：把那些凡是有违背基本路线行为的人集中在一起办学习班。大队民校有一间空教室，学习班就办在那里，我们队就去了好几个，像游二爷晒谷草时捡了稻子回家也没不脱倒手，被说成是严重的资本主义行为，也被规定去了学习班。我是学习班的负责人，每天把他们召集起来学习宣传资料。我见他们可怜，都是盘家养口的，而且到这里来学习没有工分，听说问题严重的还要扣基本口粮，所以凡是来学习改造的人，最多一两天就把他们放回去了，大家都很感激我，说我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我听了这些话脸红，同时觉得他们并不怎么坏，还有不少是被炒鱿鱼来的，这更用不着耽搁他们的时间了。我认为办一两期学习班就够了，其实错了，陈组长经常来过问，只要见学习班空了又从各生产队派人来。这样，我们大队的学习班不知办了多少期也没有结束，这种车轮式的学习方法受到了公社党委、工作团的好评，还说要佳奖我。
到麦收季节的时候，来学习班学习的人更多了，这时，姐夫郭玉辉从部队转业回来，陈组长就把他看上了，被安排在清理贪污、腐化那一组。他很关心我，常叫我要多抽时间复习，争取今年考出去。我也心慌了，好些有条件的都集中到学校复习去了，我心里还没有底，于是便向陈组长和高队长倾诉了苦衷，陈组长和笑道：“党的工作，干什么都一样，只要你努力搞好革命工作，组织是会考虑你的。”高队长也说：“你的水平高，不复习也能考上，安心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吧。”很多群众也这样说：“如果你考不上的话，没人能考上。”现在我已被众人吹了很高，自己也觉得有把握，所以我当众越来越不虚心了，只是偷偷挤时间看书。眼看到处是金黄的麦浪，再不抓紧收获麦穗就会生秧，现在正面临劳动力缺乏，巴不得把学习班中的青壮劳力全放回去，我的复习时间也多些，两全齐美。我把我的想法给陈组长说了，他坚决不肯，还说：“学习班不能削弱，只能加强，还要把规模扩大一点。别光看几粒麦子，人的思想不改造好，社会主义就会完蛋，别丢了西瓜去捡芝麻。”陈组长说到做到，把学习班扩大了，有两个班的学生放了假，挪出教室来改造“坏分子”。姐哥也很有功劳，协助工作挖出了他们那个队大贪污分子高元章，这些“要犯”不由我管，工作组的专人负责把他们扣压在单独的屋子里坦白交待。工作组很会做文章，把姐夫的功劳全归于我，说是全靠我的理论水平才使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落网。这样，我成了大红人，全公社的干部和工作团的没有一个不知道我的名字，还听到消息说等基本路线教育结束，就派我去找行政工作，吃国家粮。这时我很兴奋，对考学校的愿望也不那么强烈了。
到收早稻的时候，学习班才有所降温，还有二十几天就要考试了，我便一面工作一面复习，陈组长知道后又去公社吹我，说我是公私分明的好青年，叫我还是要以革命工作为主，以后他帮忙把我安排到公社当个副书之类的官。这样，我的工作更积极了，也为大队和工作组争到了不少荣誉。
快高考了，我觉得自己有把握，因为我觉得经过基本路线教育，我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很多，政治科的考试我肯定夺优。我想，要是我考上了，首先感谢的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19 高考
1977年，真的恢复高考制度了，招生简章一出来，贫民百姓都拍手称快。
我在公社最先看到《招生简章》，干部们都向我投来的希望的目光，林书记断言我绝对有把握，平时不大爱理睬我的官书记也朝着我微笑，陈组长和工作团的好些领导，都认为我走了太可惜了，留在农村当基层干部是最好的材料。在公社开会的时候，林书记还把我叫到主席台旁边就坐，开会回来的路上；干部们恭恭敬敬地让路，叫我走前面；回到生产队里，我家经常是门庭若市；开会时，围着妈妈坐的人也不少了；爸爸回家时，荷包里都能摸出几支别人给的香烟；有好几个妇女，还主动上门给我做媒；原来称呼爷爷叫“高麻子”那批人，也改口称“高大爷”了……我看到这种局面非常兴奋，便更加努力地复习起功课来。
离高考还有几天了，我常驻到了家里的优待：爸爸不让我干家务活，说我考起了，钞票、房子、婆娘……啥子都有了；爷爷把省下的钱给我买了两包香烟，说我考中了，吃上国家粮，不愁天旱水涝，辈辈代代享福；妈妈每顿餐都要给我多捞几粒饭，还保证了每天一个米锅蛋，说我考中了以后，咱高家就会兴旺起来，弟妹们也要粘光；弟弟们也很尊敬我，从来来打扰我看书了；姐夫经常来我家，陪着我看书到深夜，还给我参考志愿……
在公社填志愿的时候，又碰上干部会。很多领导都来给我参考志愿，面对着众多的学校和专业，我也看花眼了，不知选哪个专业好。林书记的爱人李天馥是公社办公室主任，她很有学问，教了我填报志愿的方法，说根据我的成绩，要选好的志愿填，否则考了高分也不能进理想的学校，其他的干部也吼起来：“填清华！”、“填北大！”、“填复旦！”、“填南开！”……好多同事也这样高声嚷着。我觉得他们说得对，根据我的势力一定能考个好学校。于是我的三个志愿分别选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而且专业也是一流的：反应堆工程、自动化工程、航空航天工程这些名牌高科技专业。中专还可以填三个学校，有的人叫我不填，像我这种水平去读中专可惜了。高中时的好友曾加伟当上了五队的队长，他劝我：“还是填上大山师范学校吧，万意失误走这个学校也好，先吃上国家粮再说。”我听了他的话，在表上填上了“大山师范学校”。最后还有一栏：“是不服从组织调配”，有的人劝我填；有的人劝我不填，还各自说出了自己的理由，结果我听了少数人的意见——没有填，其原因是我考出了好成绩被分配到不如意的学校。交志愿表后，还有的人在埋怨我：“你咋个填大山师范哟，教书好啥？你那个水平甘愿教一辈子书啊？教书匠好比撑船的，永远长不大。”我觉得这是真话，多半曾加伟嫉妒我才怂恿我填。于是，我去把表要回来，把“大山师范学校”叉了，这下才心里才踏实下来。
7月6日早晨，妈妈大清早就把几件衣服和几个熟鸡蛋装在包里，爸爸还早早把文具找好放在桌上，早饭后，爷爷、爸爸、妈妈不知说了好多遍：“要注意身体……不要紧张……争取考好一点……”弟弟们也说：“祝哥哥考试成功！”就连六妹也坐在木椅上微笑着朝我“喔喔喔”地打手示。全家人目送着我出了门，到对面小山咀时，回过头来看，全家人还一动不动地站在家门口，依稀可见他们都在挥手。没走多远，姐夫追来了，他硬要送我上大山，说他有个战友住在秦家坝，建议我就住在他家里，免省被吵闹。我觉得可以，那里隔大山中学很近，还可以省旅馆费，于是便答应了。
姐夫的战友姓秦，他热情地接等了我。姐夫走后，我也不孤独，因为在秦叔叔家里还寄居着一个姓付的考生，很快我们就称兄道弟的了。付哥的年龄比我大，也是考理科的，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确实很有水平，文理都通，由于成份不好以前没有升学的机会。天气很热，夜里我两便到清溪河里洗冷水澡，凑巧碰见了同事曾加伟，住在他姐夫家，隔威中学校也不远。我们三个考生边洗澡边交流学术，我和曾加伟有同感，付哥的水平的确比我们高许多，这时我有不攻自破的感觉，心里特别内疚，起码志愿应该填低一些。曾加伟也在我耳边说道：“我肯定是没有希望的，看来你的把握也不大。今天大中专招生，一百个考生中顶多不过四、五个，我们三个人中，就遇到了一个高手，远远超出了比例。你呀，该听我的话，能走大山师范也好嘛，吃国家粮总比泥脑壳好。”听了这话我伤心起来：这次考不上，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哪！夜里，我失眠了，通宵没有合眼，脑海里老是浮现出那些饱含希望的面孔。
第二天，我便昏昏沉沉地往考场走去。今年高考考六科：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地理）、化学（历史）、外语，考虑到文革期间多数学生没不学外语，所以外语成绩只作参考。今天上午考语文，这是我的强项，所以一点惧怕感也没有，精神抖擞地进了考场。但是，见到这种从来有过的气氛很紧张，答卷时，只要碰见难题就心慌冒汗，老想着父母那般可怜的样子，有时还差点昏过去。我的基础不过硬，翻译《劝学》片断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手巾都湿透了也没底，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学过文言文。至到监考老师说还有最后三十分钟时，我的作文还没有动。这时我心慌意乱，其实作文很简单，将《弟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在学校时，我们从来没有训练过改写，只好抓紧时间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交卷的时候，还有两句结尾的话没有写，便抱着悲伤的失望出了考场。这样，我的考试情绪受到了挫伤，付哥告诉我：“考完一科你别再去想了，考试后不要去对答案，只把心思放在考下一科上。”我听了付哥的话，到考场时又有了精神。特别是物理、化学，定理概念我背得很熟，去应考的路上，从其他的考生谈论中他们比我还熟，有些知识我还没有涉及到，这样，我在心理上已经打仗。物理考试时，有一道20分的自由落体运动的综合题，我没有摸着门，乱写了一个答案便交卷了。出考场后，有了考生沾沾自喜的，说难题他做对了，还有的老师作了肯定，我愣在一旁没有语言，天哪，20分丢掉了还怎么能给人家比呢？这样，我的心理素质越来越脆弱，糊里糊涂地结束了这次高考。
考试结束后，我带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回家，刚转过对门的山咀，全家人早在坝子里盼着我了，我刚到当门的竹林，大家都围过来询问。我为了不让家里人悲伤，便不住向他们表示：“……考得可以，可能有希望。”全家人听了没有不乐的，我看见这种场面心里受不了，便进屋倒在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照常去参加革命工作，没有一个人说我考不起学校，看来我将饱尝吹得越高迭得越痛的滋味了，没办法，自己种下的苦果还得自己吞下，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这样想着，心里也踏实多了。我去寻问了公社里的其他考生，他们的结果比我更糟，这时我还抱有一线希望，于是又恢复了以前那种精神状态。
盼呀盼，到十月初我还没有接到通知，我们公社有几个说来比我考得差的填报中专志愿的已经被录取了，去大山师范读书的就有三四个，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曾加伟还专程来训我：“你自讨苦吃，志愿填矮点屁事没得！”
这样，全家人的欢乐气氛没有了。现在依然有人叫爷爷“高麻子”；爸爸回来时荷包里再也没有香烟了；队里开会的时候围着妈妈坐的人少了；那些主动给我做媒的人不见了……现在高队长、邱支书、林书记、陈组长、还有其他好些干部，再也见不到他们朝我微笑，依旧是那些盛气凌人的官腔。
我绝望了，没有脸面见人，便呆在队里埋头苦干。几天过后，我才开始清醒了，突然想起领导们表的态——叫我当基层干部，我先去找工作组的，结果基本路线教育结束了，工作组的干部全走了；接着我又去公社找林书记，这里冷冷清清的，林书记在办公室门口看报，我到他跟前连喊了三声也没答应，最后才冷漠地望着我说：“站在这里干啥？还不回去栽晚稻！”我牙根也不敢提升官的事，便灰溜溜地出了办公室的大门。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了陈组长，向他提出了我当基层干部的事，陈组长说话也不热情：“我们只管教育人，你提出的问题是自私的，就凭这点你当官就不够格。”说完便和一群官爷嘻嘻哈哈走了。
这时，我才觉得我的人格很低，活得没有骨气，我决心明年考出去，让那些小看我的人开开眼界！没过多久，有一则恶心的消息，说大山师范学校的通知书让我撕了，好高骛远，看不起教书。为这件事我还去问了在大山师范学校读书的同乡詹永利，他说有这件事，第一周是他点的名，确实有我的名字。我真的没有接到通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众说纷纭，我没有去追查，一心想明年考一个好点的学校。
今年的高考失败了，争取明年再来。
20 我的苦恼
高考落榜后，全家人都很悲伤，尤其是我，陷入了极度的苦恼困境。别人冷淡和生疏我都能接受，那些冷言冷语我无法承受了：“这个人很骄傲！”、“郢文很虚伪！”、“他没有什么水平！”、“没什么了不起，原来还是一只纸老虎！”、“他那个样子想吃国家粮，够得干！”……侮辱我的话多得很。妈妈也语重心长地说：“郢文哪，你的眼光太高了，不该丢杨学琴，现在你的嗅名声出去了，哪个姑娘能爱你？”爸爸虽然没有语言，但整天板着面孔对我，时刻在弟弟们身上发气：“……别读书了，麻雀变不成凤凰。”弟弟们听只好望着我发呆。爷爷很关心我，拍着我的肩说道：“把精神提起来，你爷爷挖了一辈子的烂泥巴，还在吃饭？草里面饿不死蛇，你是出门人，要注意打扮自己，这是我们高家的面子。”
爷爷的话启示了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操起来。于是，我便挪用了队125元钱，去买了一块最高级的“上海牌”手表。我把这件事偷偷给妈妈说了，她吓了一跳，把我叫时里屋小声说道：“现在只有大人物才戴手表，你亮出去肯定有人说闲话，你是队里的财金保管，人家非说你贪污不可，你要晓得厉害，有了污点辈辈代代不伸皮呀。”我安慰着妈妈：“不碍事，暂借一下，以后有了钱就还给队上。”当妈妈知道花了125元时，心里越是不安：“这确实是天文数字，每年的工分款都凑得不可开交，哪还有钱给你填漏洞？咳……不买已经买了，先把它藏起来，到以后再说吧，万一没有钱还账就把它卖了。”我朝妈妈点了点头。后来妈妈给我缝了一个小布包，我把手表放在里面吊在裤腰带上没有亮相。
一次队上派我去二架坡买磷肥，那里早排起了长队，而且每个生产队限购一吨。高队长叫我买四吨，队伍又长，干脆不买了。我掏出手表一看，时间还早，又想挤到前面去给销售员谈好话。这时，旁边人见我有手表，马上让开了通道，轻而易举就到了窗口。我为了丰富形象，把手表戴在了手臂上，还把袖子挽得高高的，销售员见我气度非凡，说我要多少吨卖多少吨，这样四吨肥料到手了。现在得去找一辆卡车把肥料运回去，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很多人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当然这里面姑娘居多，我越发自豪了，趾高气扬的样子没有讨厌。到公路边上，用戴着亮手表的手一挥，一辆“解放”牌卡车嘎然停下来，磷肥被顺利运走了，我坐在驾驶室格外兴奋，见司机左手臂上也戴着一块很旧的手表，而我的手表戴在右手臂上。我问司机手表到底该戴在哪只手臂上，他说应该戴在左手臂上时，我才觉得脸红了。
回到生产队，我赶紧把手表收起来。高队长见我买到了这么多磷肥，非常高兴，还夸我是一个会办事的好手，还说让我以后做生产队的“外交官”。社员们也交口称赞：“……看不出来，当了几天干部的人确实与众不同。”这样，队里的人都很相信我，我的“外交事务”渐渐多起来，各行各业都有了我的熟人。
一次，我去公社代销店购物的时候，听说店里差售货员，便立即把姐夫郭玉辉推荐去，阻力不小，费了很大功夫还得要林书记表态。我打听到林书记的弟弟林青海和姐夫是战友，便急忙去约姐夫找林青海，花了一点本钱后，把事儿办圆范了，姐夫轻而易举进了公社代销店。这下我的亲戚朋友都粘光了，好多紧缺商品都能买到。神庙村小的负责人陈思华是个烟鬼，他结识我后经常找我替他买烟，每次姐夫都没有让我失望。渐渐的，我和陈思华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住在新华公社中坝大部，人多地少，常年缺粮，他的工资全用来买粮也还差好大一截。一次他专程找我，说：“快过年了，我家里一粒谷子也有，你管生产队的钱粮，能不能借几百斤谷子折子给我，秋收后还，开年后我叫你到学校来代课。”我爽快地答应了：“没关系，要多少有多少。”陈思华的口气也不大，说借三百斤就够了。于是，我没有经过队长的同意，便借了三百斤谷子折子给陈思华。
新年刚过，陈思华就捎信来叫我到神庙村小去代课，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都说我们高家忠于有人领工资吃饭了，值得庆幸！我兴奋了一阵便苦恼起来：去代课必须交账，买手表那125元和陈思华借去的粮折子这两个漏洞怎么补？考虑着这两桩事我一夜没有合眼，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铤而走险——作假帐！于是，我便密密地拿出单据来，把一张65元的精洗麻收入发票提出来，还差好几十元，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最后我便去找姐夫，谎称队上有一张购磷肥一千斤的发票放在荷包里被洗烂了，叫他补一张，这样我又得到了95元的额外收入。现金帐算按平了，还剩35元，我便把300斤粮折子按每一百斤20元出售，这样三路迭只差25元，大问题解决了，妈妈叫我要交清帐目时，我说只差少数，家里没有起风波便把25元填上了。
现在我该辞职了。我先去找邱支书，辞去团支部书记和理论组长的职务，邱支书不肯，说我是一块基层干部的好料，像我这个水平，现在当大队干部，以后定能当公社干部、区委干部、县委书记也能胜任。我对他的吹捧不感兴趣，事实早已证明，有好事临头的时候，他们的言行会发生根性的转变，因为这样的表演我已司空见惯了。我求邱支书好多次后，他才开口了：“代课不是长久的事，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14 《红旗下的风波》
奶奶去世以后，我们家的生活更加困难了。
没过几天，有个高中好友李长万来到我家，还给我指出了奋斗方向，叫我搞文学创作。我没有信心，断言道：“像我这个水平，只能搞些偷梁换柱的材料，写小说之类的的确是外行。再说，我们在学校里学会了写简单的记叙文，最熟悉的还是批判文章，凭这点功底要干什么大事是不可能的。”李长万说：“可以学着干嘛，只要你成功了，家里的经济困难就能解决。依我看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当兵个子矮了；招工、招生、提干……没有背膀子，奋斗一下吧，没有结局也值得。”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我开始动心了，干活儿的时候便注意搜集起素材来。
一天，高队长来找我，又要我写什么材料，说：“我们队是公社的基点队，也经‘红旗’队，这回上面要检查我们‘抓革命捉生产’的情况，要求作‘学理论抓路线’的经验发言，这个任务非你莫数了。”我说：“不行啊，我们队根本没有搞这些工作，怎么写呀？”高队长说：“按照你的思路编吧。我告诉你吧，三路一队是官书记的基点队，咱金陵二队是林书记的基点队，两个书记都想夺红旗，还在暗暗竞争哩。上几回报产量，总是我开头，哪晓得后报的一个比一个多；这回我聪明了，最后报产量，反正亩产比三路一队多几斤，林书记在台上听了乐着哩。所以呀，你把这个材料整巴实点，这是你展示才华的机会，千万要把握好。”我还是摇头：“我写不好，你另外找人吧。”“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选了，”高华成说着掏出一张纸来又说，“要不你就写理论文章吧，这上面有几个题目。”我接过纸一看，上面有好多公社定下的专题，有评《水浒》批宋江的，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有结合当前形势开展革命斗争的……我看了几遍后，选中了一个题目《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因为这种文章我在学校里写过，所以把任务承担下来了。
夜里，我要构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时候，一个新的念头已经形成：“红旗”队，有假大空虚构能叫红旗吗？这里面的确存在严重的问题，看来红旗下面暗藏着脏肮，为了一个名称，风波确不小呀。于是，我准备从这方面搜集素材，把那些阴暗面统统暴露出来，想来想去，给我将要创作的作品取了一个名字——《红旗下的风波》。我决定把高华成的任务完成以后，便着手刻画一些反面形象。一个通宵的工作，终于把发言材料写好了，还说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演讲。
多半是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面对来自各机关单位、学校代表和三级干部一点不怯场。我的发言是庄严的、有条理的、文句是优美的，迎得了上千人热烈的掌声，就连主席台上的林书记和官书记也竖起大拇指夸：“不简单……有水平……”会后我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全公社，很快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大队理论组长、生产队理论组长、生产队出纳等职。这时，我把所有信任我的人当成小说中的角色，便集中精力搞起小说创作来。
我没有搞创作的基础，准备边干边学，我准备去向有经验的人请教。想来想去，想到了从城市下来的那批知识青年，我们队就有两个，一个叫杨大光，一个叫邱萍，想必他们更有学问。我先去找了杨大光，他说：“我不行啊，我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其实我没有什么学问，想早点下来镀金好早点返城安排工作。”我又去找邱萍，她说话更抵触：“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你那一套我不感兴趣，也没有那个水平，现在我要学的是怎样种田，争取表现好点好回城当干部。”我又先后去找了一队的余献华、三队的何明玉、六队的李祥林等比颇有名气的知青，得到的结果并不比起初好，我时我才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和世界观与我不同，怎么能帮上我的忙呢？
现在，我只有自力更生了。白天干活的时候搜集素材和构思，晚上在洋油灯下动笔创作。爷爷和妈妈都很支持我，说能写出大书来是我们高家的光荣；弟弟们对我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大概他们的观点如同三弟所说的：“写书的不是你这号人。”这反而给了我的鼓励，增加了创作的信心和决心，经常苦战通宵也不觉疲倦。爸爸一开始就瞪眼，多半是闲我点了洋油，有一晚上终于把洋油灯没收了，还教训我：“别把肠子想旧了不好屙屎，省点洋油加班补衣裳现实些。”
从此，我再也没有加班写小说了，便在白天挤时间创作。吃饭的时候我用右手写字左手拿筷子；一边啃玉米棒子一边写字；一边扯风箱一边写字……凡是能一只手干的活儿我的另一只手都没有闲着。妈妈依然支持我，背着爸爸给我准备了一盏洋油灯，叫我在夜深的时候照着写作。有一天晚上，爸爸进来了，吓得我赶忙把灯吹灭。爸爸划燃火些把灯点亮了，还轻言细语地说：“写吧，要早点睡，别把身体弄坏了。”爸爸说完转身出去了，我顿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不觉地又熬到了天明，这一夜我感到特别轻松，而且文笔也很流畅，所设置的场景是动笔以来最好的。
第二天我才知道爸爸思想转变的原因。原来，我那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发言轰动了全公社，爸爸上街的时候，不少人在他面前赞颂我：“高郢文真有水平，讲起话来滴水不漏。”、“为全娃儿有办法，将来一定能读上大学。”、“你有福气，养了一个这么体面的儿子。”……全是一通好话，把爸爸的耳朵都装满了，难怪他在窗台上还给我准备了一个小油灯哩。从那以后，我加班的时候，爸爸总要在我身后站一站在去睡。我有了家里人的支持，创作速度骤然加快，才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写了近五十万字。这时我便动手修改，那些下乡知青也很关心我，有的还给我建议：“你的笔迹还比较清楚，用不着花那么多功夫去修改，先寄到出版社，他们说有价值再修改。”我觉得别人说得在理，便到书店去打听出版社。我选来选去，选了一个最有名望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帮着我把“作品”作了精美的包装后寄出去了。从那以后，我天天都盼着出版社的回音，连做梦也想着我的“作品”出版了，还有不少年轻人在笑嬉嬉地读哩。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公社开会，邮递员通知我去，我的心紧张得砰砰乱跳，估计十有八九是好消息。结果失望了，出版社把我的稿退回来了，里还有一封信，现在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封信上了，打开一看，更令人伤心，上面有钢笔写着两行字：
你的作品写作水平不够，更主要的是所反映的内容不能紧跟形势。希望你继续努力，从写短篇小说入手，给我们寄好作品来。
天哪，出版社连扶植的意思都没有，还有什么盼头呢？我顿时急得流出了眼泪，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等我神智清醒过来的时候，又担心起来，担心父母会为我的失败悲伤。散会后，我不敢回家了，在路上徘徊着，用衣服裹着“废品”不敢让人看见。从我身边路过的人都似乎都认识我这个大红人，而且也知道我写了长篇小说，都很善意地关心我：“出版社有回音没有？”、“你的小说发表了没有？”、“肯定能发表，到时候别忘了给我看。”……全都是一些美得杀心的言辞。我不敢回答别人的问题，更不敢正面和别人讲话。为了早日消除失败感，我躲进了山坳的油菜地深处，摸出火柴把“废品”焚烧了，望着那缭缭升天烟雾，我的心破碎了，我的美梦破碎了……接着是一股股滚烫的热泪。回到家的时候，我生怕父母提起小说的事，但始终还是没有回避开。妈妈说：“你的小说寄出去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回音？到邮局问问吧。”爸爸说：“没问题，人家都说咱郢文有水平，到时候你就数钞票吧。”这些话说得我心跳、说得我脸红，只好绷出笑脸缄默不言。
我没有勇气把真相说出来，纸总是包不住火的，爸爸妈妈也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的悲剧。妈妈倒没说什么：“算了，以后再来吧，只要有精神，没有干不成的事。”爸爸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别乱想了，咱们是黄泥巴脚杆的命，别胡思乱想，太不实在了，花了那么多时间、点了那么多灯油、还去了几块钱的油寄费……真是鬼摸了老壳，当初听我话就对了，现在喝西北风去吧！”听了爸爸这席话，我终于哭出声来，跑出屋外，心里在呐喊：什么“红旗下的风波”？一派胡言！是啊，没有风，红旗怎么能招展呢？
我仰望着苍天，决心再也不写“红旗下的风波了”，还是多写点像《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优秀的文章吧。
15 成名以后
就因为那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发言我出名了。
大队召开生产队一级以上的干部会的时候，有关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大家都默认我为高。这天，又是一次大小队干部会议，党支部书记邱成金又把我叫住了，要求我辅导学习毛主席的两首诗：《念奴娇.鸟儿问答》和《重上井冈山》，我义不容辞地读了，还凭个人的理解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因为我晓得到会的人都是些大老粗，所以凭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就应付过去了，其实“到处莺歌燕舞”的“莺”我居然念成了“鸽”也没人知道，同样的得到了高度评价，就连邱支书也赞叹不已：“看来还是要多吃墨水才有办法呀！”
有一天我去上街的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妇拦住了我，将我反复打量得不好意思，我以为她是疯子，在我前后左右看过不停。时间一久，我确实恼火了，对她不客气起来：“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干嘛这样瞅着我不放？再这样的话，我告你非礼了！”这个中年妇妇没有冒火，只是嬉皮笑脸的只有那么一句话：“好好好……好好好……”我顿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撤腿就跑。中年妇女追上来抓住我不放，还说：“你别跑嘛，让我久看一会儿。”我感到遇到麻烦了，大抵是这个破妇看上我了，我先是一阵惊，冷静了一会儿便喜悦起来，心里想，我们家穷，我已经二十岁了，能讨上个二婚嫂也不错，于是便对她和蔼起来，说道：“你这位大姐，有话就直说吧，我们大家都爽快些。”中年妇女一边点头一边傻笑，最后说道：“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文人，看样子真的不错，我想……”我仔细一看见她也确实太老了，于是截断了她的话题：“我并不是什么文人，只不过能写几个狗脚爪字而已，没有值得欣赏的地方，要说看上我的话，想必是瞎了眼。”中年妇女依然大方，笑着说：“不是我看一你，是我的表妹看上了你，今天好不容易碰上你，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经过一番细说慢谈，得知这个中年妇女姓方，她有个芳龄二十的表妹姓林，还说就是沙平场口上的人。经过磋商后，约定后天在我家看人。
我很高兴，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也很兴备，早早作好了准备迎接新娘的到来。约定的时间到了，全家人都在门口张望着，而且桌上特意准备的菜也凉了，贵客还没有到来。这时妈妈心慌了，便顺着大路去迎接。她走了好大一段路程，连个人影也没见到，最后见姚桂芳从对面大步流星地走来，嘴里还在哼着难听的小曲。妈妈知道姚桂芳口舌多，闭口没有谈迎新客的事。姚桂芳到妈妈跟前倒发话了：“我知道你等谁，等新媳妇是不是？等吧，等到太阳从西边起也来不成了。”妈妈从姚桂芳的口中知道出了问题，于是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姚桂芳在前面等着她，说话更气人了：“别瘌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你想想，你们那个家又穷，包袱又多，还有残废人，哪个肯到你们家倒楣？”妈妈瞪了她一眼疾步冲回了家。回到家里，妈妈怕惹全家人生气，说道：“新姑娘今天来不成了，说改天约我们到她家里去。”大家都觉得没什么，爸爸却生起气来，叹息道：“咳，可惜了一顿饭菜，要不我们该少欠一笔债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有想个人问题，吹我夸我的不少，内容也很丰富，但我始终不感兴趣。最近人们对我谈论的问题倒使我动心了，说我有这样好的文才，今年一定能去读中专、大学！当我向家里人谈起这件事时，都认为我很有把握。可我心里总是没有底，因为读中专、大学搞的是“自愿报名、群从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看样子我每条都合格，所以也想去试一试。
招生通知下达后，我率先报了名。这时，夸我的群众少了，没有一个领导赞扬我了，高队长还经常给我指出一些莫须有的缺点。看来我升学的阻力确实不小，妈妈说现在办大事要送礼，可是从小队、大队到公社，哪送得了啊，再说，我们家别无长物，没有一样东西人家瞧得起，算了，还是硬着头皮撞吧，多给领导们说几句好话，看能不能把事办成。我首先找了高队长，他要我写发言材料的那般热情全然没有了，我说明来意他装着没有听见，接连发了几支烟后，他才有了语言，而且声音是从喉咙出来的：“好嘛，年轻人，有前途，去使劲撞吧，小心别用力过猛碰得头破血流喔。”尽管受了些委屈，高队长还是盖了章。我去找大队邱支书时，虽然没有要我讲毛主席的两首诗词那样热情，考虑到我也是个大队干部，还是能正面给我讲话，只不过架子比前大多了，而且满口的进步话：“干革命嘛，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还是先把党的工作干好吧，到时机成熟了，组织是会考虑你的。”他说了一大堆革命道理后，收下了我的申请书。回到家里，妈妈告诉我，不能在家老等，还得去拜访林书记，他是一个关键人物，家里有一只兔子，给他提去吧。我很乐意，捉了兔子，见又小又瘦，便徒手去了公社。这时天已黑了，从林书记家进进出出的人不少，见没有一个打空手的，我便躲在墙根下发愁。等到半夜三更的时候，林书记家的“客人”消失完了，我才慑手慑脚地进了他的屋。我觉得我很神气，因为那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发言他夸过我，才这么短的时间他不可能忘掉，而且我经常在开“三干会”时抛头露面，还有，节气上生产队打鱼，肥大的都是我给林书记送来的……有了这些往事作后盾，我的胆子也大了，稍稍整理了一下衣领，便大方方地到了林书记面前。林书记戴着老花眼镜，看上去精神很疲惫，他伸了个懒腰望着我，吓得我似乎缩小了一大半，沉默了好几分钟后，我的勇气才出来，像往常一样甜蜜蜜地喊了一声：“林书记，您好！”林书记装着没有听见，点燃一支烟吐了几个烟圈儿后才慢吞吞地说：“你……你是谁呀？”我望了望灯光，并不暗，扭了扭头站在林书记面前，很自信地回答：“我是高郢文呀，不是冒充的，您仔细瞧瞧吧。”我以为说出了我名字林书记会佩服，谁知还是冷语一通：“哦……这么晚了你还呆在这里干啥？快回去吧，别影响我休息。”我退了两步，觉得这样走确实华不来，于是便鼓足勇气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林书记，我看了招生简单，觉得我有条件，想请您帮个忙……”我的话未说完，林书记火了：“帮忙？你说话小声点！你想开后门是不是？告诉你，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办事还要你教？快出去！”林书记的逐客令倒给了我的勇气，说话也更大声了：“我的表现你是知道的，希望您在同等条件下能考虑到我。”林书记侧对着我口气也不小：“你的表现是不是不得了，难道你就是革命英雄了？现在我知道的你是一个团支部书记，多考虑点怎样干革命工作吧，私心杂念少来点。”林书记的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尴尬之作，我捏着荷包里还有一支“碧桃”牌香烟，于是便边往林书记身边走边摸荷包，林书记盯住我的手笑道：“你有水平，能……”当他见我摸出的是一支价廉的香烟时，马上改口了：“你有水平，能干好工作，多干几年团支部书记吧。”他没有接我的烟，站起身来往里屋去了，我知道这是一种逐客方式，所以只好退出门外，好在隐约听见一句动听话：“我们会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有条件的当然要送去深造……”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鸡鸣了，妈妈还在场坝边上像树桩一样的呆着，眼睁睁地盼着我归来。她见了我急速奔过来问道：“林书记怎么说？有希望没有？……”妈妈问了一大堆问题，我无法回答，只是说了一句“可能有一线希望”便搀着妈妈回家去了。
两三个月后，“有条件”的人都领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死心，一直在家盼着，到九月底，还是杳无音信，大家才彻底失望了。这时，众人的惋惜声、吹捧声又来了，特别是那些干部，见到我脸上又挂满了笑容，说的话又亲切又动听。不过，我那种冲动的表情从来没有了。
这时我才觉得，成名以前跟成名以后没有什么两样，有时还觉得还是不成名好。
16 巨变
1976年，革命形势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以世长辞；十月，粉碎高、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书记。这时，我经常去公社参加“三干会”，主要内容是“举旗抓纲学大寨，深入揭批‘四人帮’”，全国各地掀起了坚持“两个凡是”的高潮，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生前对华国锋主席提出过“你办事，我放心”的言辞，现在大家都把它奉为最高指示。这样，全国人民便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掀起了“学理论、抓路线”的高潮。
在农村，各大、小队都成立了理论组、宣传队。我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又是大小队的理论组长，基本上成了脱产干部，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开会、督促检查，夜里还要把知识青年集中在五队保管室排练节目，忙得不可开交。这时，我的地位变了，似乎成了伟人，没有人直呼我的名字了，见到我都是“高支书、高支书”的，听到这个称呼，我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走路的姿势也变了——昂首挺胸的，还经常绊着石头摔跟头。
繁琐的工作中，我最感兴趣的事还是夜里加班排练节目，因为这是同龄人交流思想的场所。没有电灯，青年们提着亮壶、打着火篙集在五队保管室，每天晚上都充满着欢声笑语。我作为一个领导是很正经的，每天晚上都按照计划安排工作，青年们就有那么驯服了，总是虎头蛇尾的，嬉闹一阵便不听使唤了：有的不安要求哼流行歌曲；有的做怪动作引人发笑；有的蹲在一旁说悄悄话；有的躲进山沟里谈情说爱……花样百出，有时我很气愤，拿出领导的尊严来吼几句，起初还管用，后来多半也当成耳边风了。这时才觉得我这个领导不称职了，渐渐的得了失眠病，一队的知青余献华见我脸色不对，便主动给我诊治，还是他爸爸是重庆有名的医生，他从中学到了一些医术。当我告诉他得了失眠症时，余献华拿出银针来给我针灸穴位，我心里直跳，生怕他把病情弄糟，余献华安慰着我：“别怕，我在自己身上已经实验过了，不会有问题的。”我放心下来，不一会儿身上扎了好多根银针，我忍着胀痛撑过来了。后来余献华讲出了知心话，他说他想入团，好早日回城。我很疑心，问道：“在学校不是很好入团吗？为啥不积极要求进步？”余献华摇着头，满面悲伤，说道：“不行啊，我的成份不好，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惨了，六九年就去世了，这被人瞧不起，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了一个下乡的名额。这想表现好一点，争取早点回城找到工作……”余献华说了好多悲伤的话，我同情起他来，向他表示：“我一定把你入团的事放在心上，你耐心等待吧。”我们两交谈了很久才散去。
从余献华的身世我明白了许多道理：青年们各有各的喜怒哀乐，要当好一个干部，必须介入他们的生活中去。于是，在夜里排练节目的时候，我从不训人了，根据他们的兴趣我爱好安排一些合符他们口味的节目。青年们的干劲出来了，对我产生了好感，有几个女知青还想给我谈恋爱，但她们得知我的家底时都告吹了。最后只有本队的女青年史紫芳没有放弃，我们排练节目后已是深夜了，我们两还要在牛圈旁边的草堆里摆知心话，一发不可收拾，经常通宵达旦。我的胆子大小了，史紫芳时常想偎依在我怀里，我吓得心里怦怦直跳把她推开了，竟管这样，她对我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时常给我留着加班饮食叫我吃。我对她也有了感情，回家把这件事给妈妈说了，妈妈摇头否认：“不行啊，论年龄她比你大好几岁；论辈分他是你阿姨，不能再胡闹了，人家要笑话的。再说，我们这个家是养不活人家的。”我对妈妈的这番话有看法：“只要人家喜欢我就接受吧，我总归是要讨老婆的，不能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妈妈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你看着办吧，我觉得成功的把握不大。”
我觉得这批加班搞宣传的青年很辛苦，在大小队干部会上提出给他们一定的工分补赏，干部们同意了，还说只要我给个证明就行。我把这则喜讯给青年们说了，大家都拍手称快，都说我为他们办了一件实事，以后的工作热情是可想而知的。
过了一些日子，公社组织汇演，大家信心实足，都估计我们的节目非获奖不可。演出下来没有一个不扫兴的，我们的节目全被视为废弃品，《夫妻双双把家还》还说成是大毒草！青年们都很着急，再也不想搞文娱宣传了，经过我反复做工作，大家才又集在了一起。我们经过研究讨论，决定还是像其他大队那样编排一些紧跟形势的节目，大家尊重我的意图积极行动起来了。没过两天，局热势巨变了，大家都不来排练节目。后来我才知道，我开回去的条子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工分。在大小队干部会上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干部们的口吻一至，都说我们演的节目不好，不该得工分！我无法辩解，只是向他们表示以后排练好节目。也有通情达理的干部，说等好节目出来了再给工分。我们干部会的精神给青年们说了，但他们始终不肯再来排练节目。最后我去找好友史紫芳，她也巨变了，不肯给我谈话，我厚着脸皮围着她转时，她才吐出了真言：“没出息，干不出什么好事来！”我失望了，又在干部会上把问题提出来，后来邱支书决定大队不集中排练节目，以后有啥政治活动，每个队献一个节目。这样，大队宣传队散班了。
余献华入团的事我始终放在心上，不久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天我回到家里，家里也巨变了，桌上放着一条烟和一瓶酒，地上还有一只老鸡母咯咯直叫。爸爸在一旁直夸我：“还是你有办法，有人给你送礼了。”“送礼？”我不明白爸爸的意思问道，“是谁送的礼？”爸爸说：“是一个姓余的知青，说是你帮忙他才入了团。”我很费解，说道：“他入团不是我帮忙，是人家的条件够格，这礼我们不能要。”爸爸不肯：“不要白不要，这就是当干部的好处，这点算个啥？我还闲少了点哩！”我坚持着，提着礼物就往外走，爸爸追出来，抓住我的衣领举起了拳头，幸亏妈妈赶出来我才免了皮肉之苦。妈妈见状只好劝我：“算了吧，人家既然送来了就收下吧，如查把礼物还给人家也不体面，以后注意这方面的事就是了。”爸爸喘着粗气瞪着眼，骂道：“你这个瘟猪子……”骂完收起礼物进屋去了。第二天，我赶到了余献华家，准备向他道歉，见他家的门紧锁着，向邻居打听，得知余献华母亲病危，回重庆去了。我很内疚，准备等余献华回来后把礼物折成钱还给他。
回到家里，礼物不见了，妈妈说礼物被爸爸提到公社去了。这是我才觉得爸爸巨变了，他准是去当着公社干部的面退回礼物，这种行动好，我应该支持他。于是，我便飞快往公社跑去。刚到公社大门外，爸爸提着礼物出来了，他见了我忙说：“林书记不肯收礼……”我问他：“原来你是向林书记送礼？”爸爸点点头说：“是啊，平时烧点香，免得急时抱佛脚嘛。和林书记这种大人物搞好关系，看以后升学有你的搞头没有。”我骤然觉得林书记也变了，变成了党的好干部，于是对爸爸说：“林书记变了，像他这样无私，只要我表现好，将来准能升学的。”我的谈话被旁边的谢麻子听见了，他笑道：“哈哈哈……你们太天真了，大白天送礼他敢要吗？还有，你那个一角多钱一包的烟、一块多钱一瓶的酒、一只皮包骨头的落汤鸡，人家瞧得起吗？还是拿回去自己享用吧。”爸爸看看礼物点了点头说道：“嗯，的确寒酸，我送礼确实没有经验，算了，以后再来。”
我始终不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总相信革命形势大好的今天，一切都在巨变。
17 杨学琴
我们队上有个篾匠叫周下清，他常在年在外帮人做篾货，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他的。有一天他特意到我家，主动给我做媒，说荣县高硐铁桥四队有个姑娘叫杨学琴，又美貌又能干，配我是天生的一对。我听了心里既迫切又激地动；妈妈不以为然，总认为别人瞧不起我们家，后来还是表了个态，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这一天，我和妈妈由周正清陪着去街上去迎接新人。在百货公司门口，我们见面了，看上去那的确是一个文静、善良的姑娘，中等个儿，眉清目秀，圆圆的脸蛋，胖胖的身材，只不过肤色较黄，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好的，妈妈不停地在我耳边说：“……可以，是个干活儿的好手，”周正清把我们叫在一起，说了一些客套话后便要双方表态。我很直率，首先说：“没意见。”杨学琴有些腼腆，迟迟没有开腔，她母亲反得打量了我几眼，说话也很干脆：“看娃儿是可以，还得看看家里怎么样。”这话说得我和妈妈心跳，因为我们的家庭境况是见不得人的，既然这样，还得硬着头皮把客人带回家。其实妈妈把家里顺整好了，特别是卫生搞得很彻底，但无论怎样也不顺眼，因为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看上去总是残缺不全的。先前周正清还叫妈妈去借些新式家具摆上，妈妈拒绝了，说这不是长久之地，骗来的爱情是不牢靠的，还是保持本色好。最令人头痛的今天是星期天，弟弟们都在家，六妹不懂事又爱闹，肯定人家看不起我们这个家，因为现在人的眼光都是讲清闲，弟兄姊妹多了的，没有瞧得起，动不动人家都说分不到多少家产，我这样担心着走在前面没有语言。
今天是逢场，路上碰见了不少熟人，他们都很尊敬我，都称呼“高支书”，不但我很自豪，杨学琴两娘母听了心里也乐滋滋的，想必她们心底里在夸我：嗯，好样的，还是一个大干部哩，这个人夫走得！难怪她们走路的精神越来越好。路过队里加工房的时候，她们特别感兴趣，还停下来朝里张望，杨学琴她妈说：“你们这里有机器，该不会少点亮的油吧？”周正清很会吹牛，时常说话没底，队里的人都叫他“二八成”，他说：“当然……每人一盏灯都有点不完的油。”杨学琴叹息道：“咳，我们那里凭计划打油，每户一个月只有半斤八两的，哪有不打黑摸的。”周正清扯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没关系，以后叫郢文给你们挑一担油来，拿队上的折子到农机站去挑就是了。”她们听了都很高兴，快到家的时候，杨学琴她妈又多嘴了：“看来你们这个队很富裕，一人能分多少粮食？”“二八成”又夸大话了：“五六百斤……光是谷子就要分三百多斤。”“天哪，要顶我们两个人……”杨学琴她妈惊叹起来。现在我心里有底了，多半这桩婚事能成功。
到家的时候，爷爷和爸爸早在门口盼着了，见了客人，三弟和四弟忙去屋里搬凳子，五弟不懂事，用扫帚当机关枪，朝着客人“咯咯咯”地扫射，吓得杨学琴捂住双眼不敢前进。我连忙把五弟牵开，妈妈才把客人召呼在一起坐下。杨学琴她妈闲不住，在屋里屋外转了转后坐在凳子上没有吭声；杨学琴多半不好意思，埋着头掰着手指，好久才偶尔瞟我一眼。还是周正清打破这种寂寞场面：“郢文这个娃儿不简单，是大队干部，很有水平，将来是当兵、招生的好苗子。他呀，既勤快又俭省，还很体贴人哩，学琴跟上他，不愁穿吃，有享不完的富……”他一直说到了吃饭，还真的把她们脸上说得有了笑容。
今天的午餐还算丰盛，把用来送礼那个鸡杀了，烧了几碗豆子、割了两斤肥膘肉炒了两碗蒜苗、加上两个新鲜菜和一钵儿萝卜汤，还摆了满满的一桌。六妹没有上桌，怕客人见她流口水心烦，把她安排在里屋的柜子上就餐；妈妈怕五弟胡来，早早给他啃了鸡爪，肥膘肉让他吃够，现在他独自在灶头上喝萝卜汤。现在桌上的人很讲礼，都给客人搛菜，周正清两杯烧酒下肚后，大话越来越丰富，有时还把客人说得哈哈大笑。不过他的话翻来覆去也只有那些，客人们渐渐听腻了，场面又冷清下来。这时广播里播送着一则动人的通知：“高郢文、廖永初两位同志，后天在沙平旅馆报到，学习七天……”这时爸爸最激动，说道：“郢文有办法，全公社只有你们两个……准是大好事。”周正清附和着：“嗯，肯定是提干、当工人什么的，要把时机把握好。”妈妈也很兴奋：“看样子郢文要出头了，这是我们高家的富气呀。”爷爷也捋着胡须笑道：“我说你们不要悲观嘛，孩子长大了就是福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杨学琴两娘母喜色满颜。正在这时，五弟喝完汤出来了，他手里拿着两块木炭，在杨学琴两娘母背上分别写上“6”、“8”两个阿拉伯数字，还朝着众人喊：“你们快看哟，6号猪、8号猪……”吓得她两站起身来互相看着新衣服上的字。妈妈忙过去把五弟撵开了，转身边拍字迹边道歉：“对不起，孩子不懂事，把新衣服给你们弄脏了。”两娘母说着“没什么”便下了桌。客人们坐了一会儿说要走，周正清想留住客人，说道：“郢文，学琴那边没有油点灯，你快去打点回来。”我答应着走了，今天很顺利，轻而易举就在高队长那里拿到折子去农机站挑了十多公斤柴油回来。不过还是挽留不住客人，我只好背着油罐子送客人上了路。分别的时候杨学琴对我说：“你学习结束后就到我家来吧。”我欣慰地答应了。
晚上，妈妈找我商量：“看来杨学琴这个人可以，你要讨她喜欢。今天来我们只打发了她五块钱，这显然大少了，还得补上。现在很时兴毛领大衣，我打算给她做一件，问题是没有钱，你能不能把队里的钱借二十多块给我，年底卖了猪就还。”“行！”我不假思索地表了态，打开箱子给了妈妈二十五块钱。
过一天，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去沙平旅馆报到，原来是县广播站在这里举办的通讯员培训会。会议期间，我享受了从来没有过的待遇：早上点心烯饭下油酥花生米，一人还有一个鸡蛋；中午和晚上都打牙祭，桌上摆了比我家过年还多，好多菜我连名都叫不出来；夜里一人一张床，而且还点着明晃晃的电灯，盖的被子白生生的还有香味；每天还有服务员来打地、打开水、折被子……我觉得我过上了神仙生活！会议期间我认识了好多人，特别是那些来自外地的漂亮姑娘我尤其感兴趣，通过比较我觉得杨学琴身上还有许多不足，特别是那种“土气”难以接受。我在学到一些新闻写作知识的同时，还了解到一条重要的信息，明年要恢复高考制度，靠推荐入学将成为历史。这则信息震动了我，我想我明年一定能考上大学。会议期间下了一场雪，所有我们一直没有出去采访实习，整天在屋子里听现成的报道录音，几天时间，我的身体胖了，而且觉得一点也不冷。
这样的生活在我的留恋中结束了，我回到家的时候，环境也变了，坝子里堆了好些树子。妈妈见我归来高兴地问道：“开的啥子会？有搞头没有？”我说：“通讯员培训会，以后向广播站投稿。”妈妈笑道：“好哇，吃笔墨饭，你是这块料。”妈妈指头那一大堆树子又说：“你看吧，这是用来修房子的，你这么大了，还和大人一起睡不成体统，你们结婚的时候起码得住上一间新屋子。所以啊我打算再修两间土屋。”我很担心：“我们有那个能力吗？”妈妈说得很轻松：“没关系，现在请人只管吃三顿饭，不进工钱开工分，高队长很支持我们，队上树子叫我们随便挑，还打开保管室借了两百斤谷子给咱，这样的好机会怎能错过？”我也不知道高队长为啥会优待我们家，爸爸才出来把话说清楚了：“高队长听说你去开会，估计你将来要爬在他头上去，还不来贴你？后来他听说你学习回来后要写什么材料，他更高兴了，叫你要把我们队吹红。”我摇着头说道：“那是写通讯，要写真人真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妈妈说：“你就按要求写吧，不过高队长也要给他点面子，要不我们的房子就修不成了。”爸爸也说：“管他真假，把房子修起了再说。”
我没有争辩了，倒想起了去杨学琴家的事情。妈妈拿出一件新大衣来说：“这是你的见面礼，去的时候别忘了带。”第二天，我在周正清陪同下去了杨学琴家，二十多里山路好难走哟，花了半天时间才到。她的家乡依山傍水，风景十分秀丽，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果园。在这里，我受到了全家人的欢迎，受了热情洋溢地款待：吃上了黄橙橙的柑橘；喝了珍藏已久的米酒；杨学琴还给我洗了脚……这些对我不大感兴趣，通讯会上那些美女的形象使我的思想开小差了，且而明年高考后我将成为大人物，那时候杨学琴对我更不班配了，我几次想提出分手，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后来决定还是再拖一段时间吧。在杨学琴家耍了一天便告辞了，杨学琴得知我们家修房子，硬要争取来挑泥巴，我无论怎样拒绝她还是跟着来了。
我家修房子的时候，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我和杨学琴的任务是挑泥巴，她总是任劳任怨，从不知疲倦，一有空就帮妈妈做家务。妈妈整天乐得合不上嘴，心底为有样好的儿媳女自毫着，就连爸爸也称她是一个最理想的姑娘。我怕时间久了对父母的感情越来越深，总想找机会拒绝，可始终找不到理由。第二天，机会来了，碰上天下雨，逼迫停工，我对杨学琴说：“你回去吧，多半你父母也在盼着你了，等天放晴再来。”杨学琴觉得我说得在理，便动身回家去了。我时，我抓紧时间写一封退婚信，怕她收不到，我又抄写了一份，将两封信一并寄了出去，这下我的心才平静下来，等候着回音。
几天的小雨停息了，建造土屋的队伍又上了马。这天，杨学琴来了，她收到了我的两封信，见到妈妈就是一阵痛哭，后来妈妈把我叫到跟前，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这样好的女人你不要，你还想仙女啊？告诉你，你不要杨学琴，我就不要你这个儿子！”妈妈把话说绝了，我觉得没有言辞让妈妈信服，便转身挑泥巴去了。爸爸也很生气，我在高墙上时，他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来夺我，我吓昏了头，赶忙下来向爸爸求饶：“您别生气，慢慢听我细说。明年要恢复高考，我肯定能考上大学，到时候退这门婚事多没面子？说自私些，这也是为我和家庭着想，希望你们能理解。”爸爸息怒了，收起竹竿把妈妈拉进了屋里，一会儿，妈妈出来向哭得泪人般的杨学琴说：“姑娘，你想开点，儿子不愿意我们作长辈的也没办法，你就当我的干女儿吧。”杨学琴脱下身上的新大衣给妈妈，伤心道：“留着您冬天穿吧，我不好意思要了……”这时，妈妈抱着杨学琴，两人哭得更伤心了。嘶哑的哭声揪着我的心，我也哭了，不过美好的未来冲淡了我悲伤的心，我扭转身走了，这一天我始终没有挑泥巴，等我转来的时候，杨学琴早走了。
是姐姐和四弟把她送走的。到她家的时候，没有把这件事给家里人说，依然用米酒、荷包蛋、水果、糖块招待了姐姐和四弟，中午还吃了腊肉、喝了鸡汤……姐姐和四弟离开的时候，杨学琴送了好远，最后含着泪说：“看来郢文不会回心转意了，我们就当成姊妹吧。”说完，哭着回家去了，这时姐姐和四弟都哭了，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越哭越伤心。
姐姐他们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望着对门的山路暗暗伤心，爸爸安慰着我：“现在已经定局了别再去想，将来讨个更好的老婆回来见我吧。”
杨学琴的离去妈妈伤了好几天的心，直到房子修好了，妈妈还在为这件事掉泪。后来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妈妈的悲伤才渐渐淡薄下来。其实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很久以后在睡梦中都还见到杨学琴。
后来，高队长叫我报道他，我写了稿子，虽然是虚的，但县广播站也播送了，高队长很高兴，但我始终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心目中还想着杨学琴。
18 基本路线教育
1977年初，农村大规模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开始了。
新年刚过，公社大队开了无数次会议，现在该轮到小队会议了。这天，高队长把社员组织在詹家大湾保管室门口，这次会议的要求很严，要求十六岁以上的人都要参加会议，爷爷近八十岁的人了，这几天又生病，没有去参加会议还被高队长训了一顿，妈妈只好叫三弟回家把爷爷扶来。
高队长见社员到齐了，便大声宣布会议内容：“今天的会议是对全体社员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马上就要进村了，公社党委、革委说了，要把这次运动搞得深入、扎实，使我们每个贫下中农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只有把基本路线教育搞好了，我们的农业生产才有保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我们贫下中农才不会吃二遍苦受二在（荐）罪。我们必须狠心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一个崭新的高潮……”高队长还真有口才，老调重谈就是半把个钟头。很多社员听得不耐烦了，说道：“什么是基本路线？”、“这个运动怎么搞你就直说吧！”高队长把话引入正题：“基本路线就是最基本的路线，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一条毛主席语录，现在就叫理论组长郢文来教大家。
我上台组织好社员们，一齐朗诵毛主席语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路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教了很多遍，南郭先生却不少。高队长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对我说：“干脆把‘基本路线’复写几十份，每户一份，叫他们加班背记。”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便答应下来。这样，高队长安排了一些其他事情，会议就结束了。
到下午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得到了《基本路线》，这样，金陵二队的村村寨寨，回荡着共同的最强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路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按照高队长的要求，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进村以前，全体社员都要背得，我家的问题不大，经过两三天的努力，连妈妈也能结结巴巴地背诵了，只有爷爷的问题大，不上三句就喘着气骂起来：“什么‘组成’，没有饭吃看成不成？”
第二天下午，高队长又把社员组织到保管室门，准备验收检查。他先组织大家齐背育，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声音响彻云霄。高队长微笑着点头，后来又开单份，社员们分别到高队长跟前去背，他在本子上记着每个社员的成绩，最后只剩他自己没有背了，当众背了两句就哽住了，咳了两声说道：“我已背得滚瓜烂熟了，再背是多事。”于是便给自己记了个好成绩收场。
第二天，工作组果然进村了，负责我们大队的是一个姓陈的年轻人，都管他叫陈组长。这人长得英俊，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听说是个退伍军人，众人见了都有些畏惧。基本路线教育的动员会由他主持，先讲了这次运动的意义、目的和程序；接着又读了两个县委文件；最后布置了任务：和自回家把违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言行挖出来，下次开会好检举揭发、自查自纠。
自查自纠大会更隆重，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陈级长作了点拨：“比如你偷了人家的东西，现在当众说出来，并表示改正，这就叫自查自纠。”社员们受到启发后都往疑窦处想，自然就有话说了：“上次我骂了李二婆。”、“头回我揍了张大爷。”、“去年我捡到一个玉米穗子没有交公。”、“前年我拾了两把稻草回家起火。”、“上次洗衣裳时，我在堰塘边捡了烂裤衩回家。”……陈组长肯定道：“对对对，这就叫自查自纠，现在要把问题深入，检举别人的坏行为。”这话社员们一听就懂，蓦地，群众斗群众的热潮高涨起来：“你多吃多占欠款不还。”、“你打牌赌博！”、“你……你……不想务农！”“你偷人家的鸡！”、“你光钻空子！”……唇枪吞战逐步升级。陈组长见到这个场面很兴奋，于是告诫大家：“你们的矛头是对的，只不过不要吵，要心平气和地说，要乐意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样才像搞革命工作的样子。”但是没有一个人咽得下这口气，仍然你指我的眼睛我夺你的鼻子，整个会议，闹得天红，陈组长总结说这是成功的，还把群众揭发的问题叫我一一记录下来了，天黑的时候，大家才不欢而散。
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以后，便是对落后分子进行改造：把那些凡是有违背基本路线行为的人集中在一起办学习班。大队民校有一间空教室，学习班就办在那里，我们队就去了好几个，像游二爷晒谷草时捡了稻子回家也没不脱倒手，被说成是严重的资本主义行为，也被规定去了学习班。我是学习班的负责人，每天把他们召集起来学习宣传资料。我见他们可怜，都是盘家养口的，而且到这里来学习没有工分，听说问题严重的还要扣基本口粮，所以凡是来学习改造的人，最多一两天就把他们放回去了，大家都很感激我，说我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我听了这些话脸红，同时觉得他们并不怎么坏，还有不少是被炒鱿鱼来的，这更用不着耽搁他们的时间了。我认为办一两期学习班就够了，其实错了，陈组长经常来过问，只要见学习班空了又从各生产队派人来。这样，我们大队的学习班不知办了多少期也没有结束，这种车轮式的学习方法受到了公社党委、工作团的好评，还说要佳奖我。
到麦收季节的时候，来学习班学习的人更多了，这时，姐夫郭玉辉从部队转业回来，陈组长就把他看上了，被安排在清理贪污、腐化那一组。他很关心我，常叫我要多抽时间复习，争取今年考出去。我也心慌了，好些有条件的都集中到学校复习去了，我心里还没有底，于是便向陈组长和高队长倾诉了苦衷，陈组长和笑道：“党的工作，干什么都一样，只要你努力搞好革命工作，组织是会考虑你的。”高队长也说：“你的水平高，不复习也能考上，安心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吧。”很多群众也这样说：“如果你考不上的话，没人能考上。”现在我已被众人吹了很高，自己也觉得有把握，所以我当众越来越不虚心了，只是偷偷挤时间看书。眼看到处是金黄的麦浪，再不抓紧收获麦穗就会生秧，现在正面临劳动力缺乏，巴不得把学习班中的青壮劳力全放回去，我的复习时间也多些，两全齐美。我把我的想法给陈组长说了，他坚决不肯，还说：“学习班不能削弱，只能加强，还要把规模扩大一点。别光看几粒麦子，人的思想不改造好，社会主义就会完蛋，别丢了西瓜去捡芝麻。”陈组长说到做到，把学习班扩大了，有两个班的学生放了假，挪出教室来改造“坏分子”。姐哥也很有功劳，协助工作挖出了他们那个队大贪污分子高元章，这些“要犯”不由我管，工作组的专人负责把他们扣压在单独的屋子里坦白交待。工作组很会做文章，把姐夫的功劳全归于我，说是全靠我的理论水平才使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落网。这样，我成了大红人，全公社的干部和工作团的没有一个不知道我的名字，还听到消息说等基本路线教育结束，就派我去找行政工作，吃国家粮。这时我很兴奋，对考学校的愿望也不那么强烈了。
到收早稻的时候，学习班才有所降温，还有二十几天就要考试了，我便一面工作一面复习，陈组长知道后又去公社吹我，说我是公私分明的好青年，叫我还是要以革命工作为主，以后他帮忙把我安排到公社当个副书之类的官。这样，我的工作更积极了，也为大队和工作组争到了不少荣誉。
快高考了，我觉得自己有把握，因为我觉得经过基本路线教育，我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很多，政治科的考试我肯定夺优。我想，要是我考上了，首先感谢的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19 高考
1977年，真的恢复高考制度了，招生简章一出来，贫民百姓都拍手称快。
我在公社最先看到《招生简章》，干部们都向我投来的希望的目光，林书记断言我绝对有把握，平时不大爱理睬我的官书记也朝着我微笑，陈组长和工作团的好些领导，都认为我走了太可惜了，留在农村当基层干部是最好的材料。在公社开会的时候，林书记还把我叫到主席台旁边就坐，开会回来的路上；干部们恭恭敬敬地让路，叫我走前面；回到生产队里，我家经常是门庭若市；开会时，围着妈妈坐的人也不少了；爸爸回家时，荷包里都能摸出几支别人给的香烟；有好几个妇女，还主动上门给我做媒；原来称呼爷爷叫“高麻子”那批人，也改口称“高大爷”了……我看到这种局面非常兴奋，便更加努力地复习起功课来。
离高考还有几天了，我常驻到了家里的优待：爸爸不让我干家务活，说我考起了，钞票、房子、婆娘……啥子都有了；爷爷把省下的钱给我买了两包香烟，说我考中了，吃上国家粮，不愁天旱水涝，辈辈代代享福；妈妈每顿餐都要给我多捞几粒饭，还保证了每天一个米锅蛋，说我考中了以后，咱高家就会兴旺起来，弟妹们也要粘光；弟弟们也很尊敬我，从来来打扰我看书了；姐夫经常来我家，陪着我看书到深夜，还给我参考志愿……
在公社填志愿的时候，又碰上干部会。很多领导都来给我参考志愿，面对着众多的学校和专业，我也看花眼了，不知选哪个专业好。林书记的爱人李天馥是公社办公室主任，她很有学问，教了我填报志愿的方法，说根据我的成绩，要选好的志愿填，否则考了高分也不能进理想的学校，其他的干部也吼起来：“填清华！”、“填北大！”、“填复旦！”、“填南开！”……好多同事也这样高声嚷着。我觉得他们说得对，根据我的势力一定能考个好学校。于是我的三个志愿分别选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而且专业也是一流的：反应堆工程、自动化工程、航空航天工程这些名牌高科技专业。中专还可以填三个学校，有的人叫我不填，像我这种水平去读中专可惜了。高中时的好友曾加伟当上了五队的队长，他劝我：“还是填上大山师范学校吧，万意失误走这个学校也好，先吃上国家粮再说。”我听了他的话，在表上填上了“大山师范学校”。最后还有一栏：“是不服从组织调配”，有的人劝我填；有的人劝我不填，还各自说出了自己的理由，结果我听了少数人的意见——没有填，其原因是我考出了好成绩被分配到不如意的学校。交志愿表后，还有的人在埋怨我：“你咋个填大山师范哟，教书好啥？你那个水平甘愿教一辈子书啊？教书匠好比撑船的，永远长不大。”我觉得这是真话，多半曾加伟嫉妒我才怂恿我填。于是，我去把表要回来，把“大山师范学校”叉了，这下才心里才踏实下来。
7月6日早晨，妈妈大清早就把几件衣服和几个熟鸡蛋装在包里，爸爸还早早把文具找好放在桌上，早饭后，爷爷、爸爸、妈妈不知说了好多遍：“要注意身体……不要紧张……争取考好一点……”弟弟们也说：“祝哥哥考试成功！”就连六妹也坐在木椅上微笑着朝我“喔喔喔”地打手示。全家人目送着我出了门，到对面小山咀时，回过头来看，全家人还一动不动地站在家门口，依稀可见他们都在挥手。没走多远，姐夫追来了，他硬要送我上大山，说他有个战友住在秦家坝，建议我就住在他家里，免省被吵闹。我觉得可以，那里隔大山中学很近，还可以省旅馆费，于是便答应了。
姐夫的战友姓秦，他热情地接等了我。姐夫走后，我也不孤独，因为在秦叔叔家里还寄居着一个姓付的考生，很快我们就称兄道弟的了。付哥的年龄比我大，也是考理科的，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确实很有水平，文理都通，由于成份不好以前没有升学的机会。天气很热，夜里我两便到清溪河里洗冷水澡，凑巧碰见了同事曾加伟，住在他姐夫家，隔威中学校也不远。我们三个考生边洗澡边交流学术，我和曾加伟有同感，付哥的水平的确比我们高许多，这时我有不攻自破的感觉，心里特别内疚，起码志愿应该填低一些。曾加伟也在我耳边说道：“我肯定是没有希望的，看来你的把握也不大。今天大中专招生，一百个考生中顶多不过四、五个，我们三个人中，就遇到了一个高手，远远超出了比例。你呀，该听我的话，能走大山师范也好嘛，吃国家粮总比泥脑壳好。”听了这话我伤心起来：这次考不上，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哪！夜里，我失眠了，通宵没有合眼，脑海里老是浮现出那些饱含希望的面孔。
第二天，我便昏昏沉沉地往考场走去。今年高考考六科：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地理）、化学（历史）、外语，考虑到文革期间多数学生没不学外语，所以外语成绩只作参考。今天上午考语文，这是我的强项，所以一点惧怕感也没有，精神抖擞地进了考场。但是，见到这种从来有过的气氛很紧张，答卷时，只要碰见难题就心慌冒汗，老想着父母那般可怜的样子，有时还差点昏过去。我的基础不过硬，翻译《劝学》片断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手巾都湿透了也没底，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学过文言文。至到监考老师说还有最后三十分钟时，我的作文还没有动。这时我心慌意乱，其实作文很简单，将《弟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在学校时，我们从来没有训练过改写，只好抓紧时间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交卷的时候，还有两句结尾的话没有写，便抱着悲伤的失望出了考场。这样，我的考试情绪受到了挫伤，付哥告诉我：“考完一科你别再去想了，考试后不要去对答案，只把心思放在考下一科上。”我听了付哥的话，到考场时又有了精神。特别是物理、化学，定理概念我背得很熟，去应考的路上，从其他的考生谈论中他们比我还熟，有些知识我还没有涉及到，这样，我在心理上已经打仗。物理考试时，有一道20分的自由落体运动的综合题，我没有摸着门，乱写了一个答案便交卷了。出考场后，有了考生沾沾自喜的，说难题他做对了，还有的老师作了肯定，我愣在一旁没有语言，天哪，20分丢掉了还怎么能给人家比呢？这样，我的心理素质越来越脆弱，糊里糊涂地结束了这次高考。
考试结束后，我带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回家，刚转过对门的山咀，全家人早在坝子里盼着我了，我刚到当门的竹林，大家都围过来询问。我为了不让家里人悲伤，便不住向他们表示：“……考得可以，可能有希望。”全家人听了没有不乐的，我看见这种场面心里受不了，便进屋倒在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照常去参加革命工作，没有一个人说我考不起学校，看来我将饱尝吹得越高迭得越痛的滋味了，没办法，自己种下的苦果还得自己吞下，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这样想着，心里也踏实多了。我去寻问了公社里的其他考生，他们的结果比我更糟，这时我还抱有一线希望，于是又恢复了以前那种精神状态。
盼呀盼，到十月初我还没有接到通知，我们公社有几个说来比我考得差的填报中专志愿的已经被录取了，去大山师范读书的就有三四个，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曾加伟还专程来训我：“你自讨苦吃，志愿填矮点屁事没得！”
这样，全家人的欢乐气氛没有了。现在依然有人叫爷爷“高麻子”；爸爸回来时荷包里再也没有香烟了；队里开会的时候围着妈妈坐的人少了；那些主动给我做媒的人不见了……现在高队长、邱支书、林书记、陈组长、还有其他好些干部，再也见不到他们朝我微笑，依旧是那些盛气凌人的官腔。
我绝望了，没有脸面见人，便呆在队里埋头苦干。几天过后，我才开始清醒了，突然想起领导们表的态——叫我当基层干部，我先去找工作组的，结果基本路线教育结束了，工作组的干部全走了；接着我又去公社找林书记，这里冷冷清清的，林书记在办公室门口看报，我到他跟前连喊了三声也没答应，最后才冷漠地望着我说：“站在这里干啥？还不回去栽晚稻！”我牙根也不敢提升官的事，便灰溜溜地出了办公室的大门。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了陈组长，向他提出了我当基层干部的事，陈组长说话也不热情：“我们只管教育人，你提出的问题是自私的，就凭这点你当官就不够格。”说完便和一群官爷嘻嘻哈哈走了。
这时，我才觉得我的人格很低，活得没有骨气，我决心明年考出去，让那些小看我的人开开眼界！没过多久，有一则恶心的消息，说大山师范学校的通知书让我撕了，好高骛远，看不起教书。为这件事我还去问了在大山师范学校读书的同乡詹永利，他说有这件事，第一周是他点的名，确实有我的名字。我真的没有接到通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众说纷纭，我没有去追查，一心想明年考一个好点的学校。
今年的高考失败了，争取明年再来。
20 我的苦恼
高考落榜后，全家人都很悲伤，尤其是我，陷入了极度的苦恼困境。别人冷淡和生疏我都能接受，那些冷言冷语我无法承受了：“这个人很骄傲！”、“郢文很虚伪！”、“他没有什么水平！”、“没什么了不起，原来还是一只纸老虎！”、“他那个样子想吃国家粮，够得干！”……侮辱我的话多得很。妈妈也语重心长地说：“郢文哪，你的眼光太高了，不该丢杨学琴，现在你的嗅名声出去了，哪个姑娘能爱你？”爸爸虽然没有语言，但整天板着面孔对我，时刻在弟弟们身上发气：“……别读书了，麻雀变不成凤凰。”弟弟们听只好望着我发呆。爷爷很关心我，拍着我的肩说道：“把精神提起来，你爷爷挖了一辈子的烂泥巴，还在吃饭？草里面饿不死蛇，你是出门人，要注意打扮自己，这是我们高家的面子。”
爷爷的话启示了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操起来。于是，我便挪用了队125元钱，去买了一块最高级的“上海牌”手表。我把这件事偷偷给妈妈说了，她吓了一跳，把我叫时里屋小声说道：“现在只有大人物才戴手表，你亮出去肯定有人说闲话，你是队里的财金保管，人家非说你贪污不可，你要晓得厉害，有了污点辈辈代代不伸皮呀。”我安慰着妈妈：“不碍事，暂借一下，以后有了钱就还给队上。”当妈妈知道花了125元时，心里越是不安：“这确实是天文数字，每年的工分款都凑得不可开交，哪还有钱给你填漏洞？咳……不买已经买了，先把它藏起来，到以后再说吧，万一没有钱还账就把它卖了。”我朝妈妈点了点头。后来妈妈给我缝了一个小布包，我把手表放在里面吊在裤腰带上没有亮相。
一次队上派我去二架坡买磷肥，那里早排起了长队，而且每个生产队限购一吨。高队长叫我买四吨，队伍又长，干脆不买了。我掏出手表一看，时间还早，又想挤到前面去给销售员谈好话。这时，旁边人见我有手表，马上让开了通道，轻而易举就到了窗口。我为了丰富形象，把手表戴在了手臂上，还把袖子挽得高高的，销售员见我气度非凡，说我要多少吨卖多少吨，这样四吨肥料到手了。现在得去找一辆卡车把肥料运回去，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很多人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当然这里面姑娘居多，我越发自豪了，趾高气扬的样子没有讨厌。到公路边上，用戴着亮手表的手一挥，一辆“解放”牌卡车嘎然停下来，磷肥被顺利运走了，我坐在驾驶室格外兴奋，见司机左手臂上也戴着一块很旧的手表，而我的手表戴在右手臂上。我问司机手表到底该戴在哪只手臂上，他说应该戴在左手臂上时，我才觉得脸红了。
回到生产队，我赶紧把手表收起来。高队长见我买到了这么多磷肥，非常高兴，还夸我是一个会办事的好手，还说让我以后做生产队的“外交官”。社员们也交口称赞：“……看不出来，当了几天干部的人确实与众不同。”这样，队里的人都很相信我，我的“外交事务”渐渐多起来，各行各业都有了我的熟人。
一次，我去公社代销店购物的时候，听说店里差售货员，便立即把姐夫郭玉辉推荐去，阻力不小，费了很大功夫还得要林书记表态。我打听到林书记的弟弟林青海和姐夫是战友，便急忙去约姐夫找林青海，花了一点本钱后，把事儿办圆范了，姐夫轻而易举进了公社代销店。这下我的亲戚朋友都粘光了，好多紧缺商品都能买到。神庙村小的负责人陈思华是个烟鬼，他结识我后经常找我替他买烟，每次姐夫都没有让我失望。渐渐的，我和陈思华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住在新华公社中坝大部，人多地少，常年缺粮，他的工资全用来买粮也还差好大一截。一次他专程找我，说：“快过年了，我家里一粒谷子也有，你管生产队的钱粮，能不能借几百斤谷子折子给我，秋收后还，开年后我叫你到学校来代课。”我爽快地答应了：“没关系，要多少有多少。”陈思华的口气也不大，说借三百斤就够了。于是，我没有经过队长的同意，便借了三百斤谷子折子给陈思华。
新年刚过，陈思华就捎信来叫我到神庙村小去代课，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都说我们高家忠于有人领工资吃饭了，值得庆幸！我兴奋了一阵便苦恼起来：去代课必须交账，买手表那125元和陈思华借去的粮折子这两个漏洞怎么补？考虑着这两桩事我一夜没有合眼，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铤而走险——作假帐！于是，我便密密地拿出单据来，把一张65元的精洗麻收入发票提出来，还差好几十元，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最后我便去找姐夫，谎称队上有一张购磷肥一千斤的发票放在荷包里被洗烂了，叫他补一张，这样我又得到了95元的额外收入。现金帐算按平了，还剩35元，我便把300斤粮折子按每一百斤20元出售，这样三路迭只差25元，大问题解决了，妈妈叫我要交清帐目时，我说只差少数，家里没有起风波便把25元填上了。
现在我该辞职了。我先去找邱支书，辞去团支部书记和理论组长的职务，邱支书不肯，说我是一块基层干部的好料，像我这个水平，现在当大队干部，以后定能当公社干部、区委干部、县委书记也能胜任。我对他的吹捧不感兴趣，事实早已证明，有好事临头的时候，他们的言行会发生根性的转变，因为这样的表演我已司空见惯了。我求邱支书好多次后，他才开口了：“代课不是长久的事，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