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六期于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金冲及在这次讲座中，回顾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画卷。讲座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们要吸取哪些教训？下面我们摘编讲座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加。

　　本期文史大讲堂的现场视频及文字实录将在近期发布，敬请关注。（人民网文史频道 吴皓）

　　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跟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批判很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的是分田到户。大家知道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分田到户，那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这可了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毛泽东就感到原来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

　　另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这些黑暗面要被作为一个阶级来打到。他批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他就存在当权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当时“四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报告。当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还有一个就是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搞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我讲了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是他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是非，是一个错误的估计，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是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有限，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一定特权的，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好了，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这种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由于阶级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了，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达到一切全民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下去。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高文谦曾写过一本书《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提到，周恩来死后不久，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放鞭炮。很多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感觉毛泽东是丧尽天良，竟然做这样的事儿。事实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晚年机要秘书张玉凤说，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之后毛主席曾报过一次病危。1月底，毛主席对我们说，人家都回去过年了，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张玉凤说她拿着两个鞭炮去放。高文谦是在造谣吗？他说并没有造谣，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 “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